《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论《通书》的两个学术问题

周敦颐的《通书》在学术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从经学史上看,《通书》是一部通论《易》学的著作,它一方面体现出义理派治《易》的特点,另方面又受思孟学派影响,使《易》理心性化。从理学史上看,《通书》建立了以“诚”为核心的心性论,为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周敦颐之“诚”

从四方面论述了周敦颐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范畴"诚"的概念,试图寻找其"诚"对当下发展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首先,分析了周敦颐"诚"的思想渊源——《中庸》和唐代李翱《原性书》中"诚"的思想。其次,揭示了《周子通书》中"诚"的内涵,认为其"诚"的实质是体现于万物之中并作为其共同本性之"无极"。再次,分析了其"无事"、"无为"、"无思"的本性,并指出三者皆指"诚"之本体的朗然自现、自然流行的状态。最后,分析了"诚"指向圣人境界的价值意蕴,认为圣人境界即作为宇宙本体之"诚"在人身上的完全体现和实现,是"诚"之本体自然而然、流行化育之境界。     

周敦颐之诚:从他律到自律

周敦颐依据《周易》与《中庸》等儒家经典文本,沿着儒家"天人一体"的思维路数,通过对"诚"的阐释,打通了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的隔碍,既夯实了孔子儒家道德普遍性的根据,又凸显了儒家追求道德主体自觉自愿的精神。     

《中庸》“诚”的多重意义之解析

“诚”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迄今为止,对“诚”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截然相反.实际上,《中庸》之“诚”至少有四种含义:一,实在;二,一般道德上或心理意义上的“虔诚”;三,道德本体的“诚”;四,道德或精神境界.在理解《中庸》的“诚”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但在这四者之中,有主次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道德本体意义的“诚”.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诚”的理论渊源

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重要的哲学范畴。同时诚的理论渊源也非常的悠远:首先是《中庸》中的诚,尽管它以中庸命名,而诚却是其核心的观念。《中庸》不仅有下贯,实现诚明,而且还要通过上通实现明诚。其次就是李翱的诚,李翱在《复性书》中极力推崇诚的观念,并以佛道思想对先秦的诚进行了改造,使诚这一范畴得到了新的发展。     

《中庸》之“诚”的三大维度

《中庸》是先秦儒家经典中一部不可跨越的著作。“诚”是其核心范畴之一。就其形而上的本体层面,它是宇宙本体和价值本体（德行本体）的“二元一体”;就“诚”体内部运动张力而言,它是体、用统一;就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它内在聚合天、人二道的双向回归的理路。于此“诚”形成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大结构面,但以“诚”体本身为中心的视域,其构成了三大维度的立体框架。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金圣叹的心性论与晚明思想的困境——以"忠恕"说为核心

关于金圣叹的以“忠恕”说为核心的心性论,以往的研究认为其宗旨是批判假道学和提倡自然人性论,但又多少保留了儒家伦理观念。其实,“忠恕”说是至诚与至善合一的人性论,它所针对的不只是假道学,而是晚明思想中的“伪善”和“着善”的两重困境;同时,对于王畿“四无论”、李贽《童心说》等前人的救弊之方,“忠恕”说又试图纠正其偏差。“忠恕”说的理论漏洞正缘于其双重翻案的意图。     

《中庸》“不诚无物”说新解

本文摈弃西方哲学的范式,应用中国哲学自己的范式,对《中庸》“不诚无物”说作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认为事物的有无真假是与人心的诚与不诚相联系的。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赵谦著述考

赵谦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多涉及文字、音韵,属浙江道学学系,学术影响很大。以前认为赵氏的著作多已散失,只存《六书本义》《声音文字通》《学范》三种,研究发现其存世著作多达七种,其中《考古续集》藏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均不记载。该馆在记录赵氏著作时,混淆了实为一人的赵谦和赵古则。文章对赵氏存的这七种著作进行了考述。     

对中国“民粹主义“ 的重新解读

中国的"民粹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在概念和含义上具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内涵;在其内容和特征上呈现出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段的"民粹主义"。且这两个阶段的"民粹主义"在其历史背景、理论来源、阶级基础及理论表现形式上有着重大的差别,与此同时两者又在对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的忽视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对中国"民粹主义"的一种重新解读。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

明代科举在宋、元科举三级考试的基础上,又进而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科举考试的难度和规范程度,而且为提高选才质量提供了条件。明代"童生"考试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入学考试,而非参加科举必经的一级考试,故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科举考试。明代科举并非"必由学校",其考生除主要来源于"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军士"等"杂流"入试。崇祯十三年"赐特用"仅为赐予破格任用,而非赐予出身,故不应称之为"科"和"出身"。     

天人合一总归“诚”——透析《中庸》的逻辑结构及其天人思想的承前启后

《中庸》虽不像《大学》那样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构架,但其前后部分也不像有的学者所说那样矛盾,透析其逻辑结构即可发现,全文呈现出一个以“中”为本体、以“诚”为核心,以“内圣外王”为诉求,以“天人合一”为旨归的思想体系。该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其“天人合一”思想正是三代“以德配天”论与汉代“天人感应”论的过渡环节。     

自尊·中庸

自尊就是使自己受尊敬的心理和行为；自尊分为物质性自尊、社会性自尊和精神性自尊；自尊是创造价值的动力；要取得自尊就应取得成就。中庸是适当遵守道德的善行；怎样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呢？“时中而达权”，即两善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     

晏殊词之“及时行乐”主题初探

晏殊是宋初著名宰相词人,"及时行乐"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都有涉及的文学主题。在考察晏殊词学创作之时,发现晏词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几乎可以目之为表达晏殊文学思想的一个符号,它承续了前代以来指向内心诗酒声色之欲的特点,反映了在广袤的时间面前对生死的忧惧;同时也表达了晏殊在有限的人生和变化无常的政治生活中,寄情山水自然,为找到安顿内心的路径而进行的深刻反思,研究晏殊词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对于理解晏殊的文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