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请与参禅——论马祖洪州禅"作用即性"的生活实践

中唐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提倡的“作用即性”的思想,一方面因其将“弹指动目”等行为视为“佛性”的体现而受到石头禅系的批评;另一方面在肯定日用生活的神圣性之时,解释了洪州禅乃至整个南宗禅劳动实践的佛学意义。百丈怀海建立禅门规式,其中的“普请法”便是“作用即性”思想的产物。在普请的劳动实践中完成禅理的参究,是洪州禅的一大特色,并影响到禅门其他宗派。     

浅议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

佛教戒律是佛教弟子的日常行为规范,与道德、法律之间关系密切,在社会控制功能上具有相同之处,但戒律的持守更注重于内心的自律。戒律的制定有两个目的,一是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二是维护僧团的和合共处。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主要通过戒律予以实现,戒律中包含着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观念,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菩萨戒思想将佛教“扬善”的精神发扬光大,禅宗“无相戒”思想化他律为自律,“六和敬”是僧团共处的基本原则。这些积极的戒律思想不仅在佛教自身发展中意义重大,使戒律成为佛教的根本生命力,其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对法律、道德的建设亦具有补充和借鉴价值,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值得发扬。     

禅宗无相忏悔的理论与实践

忏悔是佛教修行的一个重要法门,在佛教徒的修行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有意思的是,忏悔一词却被义净批评为对相关梵文概念的讹译。其实,佛经传译中土前中国尚无忏悔一词,翻译家们亦非不知梵文忏摩与阿钵底提舍那的含义,他们是为了表达方便而以音义合译的方式新创了忏悔一词。忏悔与戒律有关,由于戒律可以分为有相戒与无相戒两种,忏悔也可以分成有相忏悔与无相忏悔两种。禅宗传授的戒是无相戒,其修行的忏悔自然是无相忏悔。无相忏悔的理论依据是万法自性本空的思想,其实践内容包括知所犯错、观罪性空、除灭罪过、彻底放下、永不再犯和念念牧牛等环节。在佛教中,无相忏悔不但切实可行,而且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过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戒律与礼制在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体现出彼此“同一”与“差异”的“文明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与儒士将中国本土之礼仪制度与佛教的戒律仪轨互相类比、诠释，通过“以礼比戒”“援礼义证戒”等“以礼释戒”的阐释过程，出现“格戒”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的佛教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树立“戒礼有别”的主体意识。     

浅论中国佛教徒的“杀戒”

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文明古国印度,它大约在两千年前正式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佛教对于戒律十分重视,其戒律多而严格。梵文sila,汉文意译作“戒”,音译作“尸罗”,乃防非止恶之义。《大乘义章·卷一》云:“言尸罗者,此名清凉。亦名为戒。三业炎火,焚烧行人。事等如烧,戒能防息,故名清凉。清凉之名,正翻彼也,以能防禁,故名为戒。”     

清初岭南佛门的清规戒律与禅宗中兴——佛教戒律与道风建设初探

明末清初岭南禅宗迎来了自唐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海云系和鼎湖系高僧为整顿僧团、团结信众,大力提倡戒律,用以振兴禅门。《天然和尚同住训略》、道丘《僧约十章》、弘赞《同住警策》等清规及释弘赞、今释等的戒律学为岭南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与理论的支持,并最有实绩,影响最大,不但提升了岭南新寺院的品质和知名度,且使岭南居士佛教大兴。     

论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兼与佛教“不杀生”戒比较

“敬畏生命”是施韦泽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当代世界和平运动、环保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施韦泽认为,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任何生命都有平等的存在价值。通过与佛教的“不杀生”戒相比较,可以显现出施韦泽理论的普遍人性基础及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     

禅宗职事称谓及其文化印记

与禅门清规相应,禅宗有一套完整的称谓系统。文章以杨亿《古清规序》、宗赜《禅苑清规》和德辉《敕修百丈清规》为主要考察对象,对禅宗职事称谓及其流变作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禅宗职事称谓既折射出早期丛林内部上下平等、共助和谐的融洽关系,也体现出僧团内部组织严密、管理科学的运行机制,同时还反映了禅宗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日本历史上的肉食问题

自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日本之所以出现了长达千余年的肉食禁止时代,除了统治者的竭力倡导和自然环境的因素外,佛教的戒律和民族意识中的＂秽＂的思想,是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因素,事实上最高统治者的主张和规戒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资源。而近代以后肉食的开禁,佛教权威的陨落、佛教戒律的废弛和新兴现实主义思想的崛起,是两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它们为肉食开禁的实现提供了思想意识上的可能。     

“戒体”：一种本体论的追索

律宗形成于唐代,是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戒体”理论为中心的。虽然戒体思想源于印度佛教理论,但在本质上则是以道宣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思想家们的理论创造,他们力图从本体的层面上解决佛教徒持戒修行“因何而成”和“如何而成”的问题。由唐至宋,律宗思想家们对戒体理论作出了本体性的构建,并探讨了其所具有的“业力”和体用的意义及功能。其实质即是通过“善种子”的本体化思维不仅完成了对实体化的“色”、“心”的超越,也促进了中国佛教理论向深层的发展。     

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

从对<百丈清规>的创制及其基本内容、<敕修百丈清规>的出现及其中的寺院僧团管理制度、管理特点的分析,揭示出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发展的基本关系<百丈清规>的创制标志着中国化佛教僧团管理制度的初步确立,<敕修百丈清规>的颁行则标志着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的最终确立.     

基督教十诫普世性伦理平议

十诫是基督教各教派最古老、最基本、最有生命力的伦理诫条,作为神学伦理,它中间又包蕴着许多世俗的内容。十诫的前四条崇拜上帝、不可敬拜偶像、不可称上帝名字、须守安息日为圣日,涉及的是神学伦理,而后六条可概括为孝敬观、仁慈观、贞洁观、诫信观、生活观,则是在神学的框架下阐述世俗伦理。这种注重普世伦理的倾向,曾为基督教文化在时空中进行展拓作过有益的贡献。     

一寺而兼两祖庭--论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被誉为“荆州丛林之冠”的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既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祖庭①之一,又是禅宗北宗的祖庭。此外玉泉寺还与其它佛教宗派如律宗、净土宗、禅宗南宗等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唐之时,玉泉寺高僧辈出,国师云集;诸宗竞秀,蔚为大观,是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     

论禅宗对佛教的改革及其影响

禅宗在唐代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历程达到高峰。六祖慧能对佛教的改革有重大意义 ,他把一个异域宗教浸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 ,从而使得禅宗显示出非宗教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慧能之后变得愈发明显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金朝咏寺酬僧诗

金朝咏寺酬僧诗直接反映了佛禅对文学的渗透溶浸。这部分诗作包括三大类型: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向往净土、崇信佛禅的意识;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对世事的感触和内心情致的抒发;通过酬僧之作表现文人与方外友人的深情厚谊以及对佛禅的向往。它们所体现的佛禅意蕴的深度虽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佛禅对金诗的显著影响。     

禅宗语录语言研究述略

禅宗语录语言风格独特，禅宗语录对于汉语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禅宗语言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有关禅宗语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语法的研究、词汇的研究、修辞的研究。通过对禅宗语录语言研究概况的了解，有助于禅宗语言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汉语史的研究和构建。     

克鲁亚克小说与禅宗思想

杰克·克鲁亚克在其半自传体小说《荒凉天使》中探寻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将垮掉的生活与神圣的禅宗思想糅杂在一起,最终达到虚空的精神境界。《荒凉天使》传递了克鲁亚克个人的禅宗思想感悟,更揭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年轻人寻求自我解脱与认知的自由之路。     

金朝文人佛理禅机诗解读

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盛行对金朝文人阶层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十分深刻而显著的影响。当时在佛学禅法方面造诣颇深的儒者、士大夫们创作了很多表达佛理、蕴含禅机的诗作。它们典型地反映了12至13世纪初中国北方文人把握佛禅哲学的水平。董文甫《秋夜》、卢启臣《和赵元发、刘师鲁葛藤韵》和方山野人《灵岩即事》渗透着浓重的佛禅意识,是文人染佛涉禅诗作的代表性篇什。它们虽旨在宣扬宗教理念,但在艺术表现方面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反映了本时期广义佛教文学的发展水平。对它们进行深入分析,可从特定层面揭示金朝文学与佛禅联姻的内涵。     

山谷诗内诠

黄庭坚深受禅宗影响 ,其作品往往有较浓的禅味 ,或者喜欢在作品中使用禅宗或佛教典故 ,加上其用典灵活隐晦 ,往往让人难以得其真意。如果典故本意未明 ,就不能准确地理解黄庭坚的作品。古代注家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但错漏之处也在所难免 ,文章以具体例子作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