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公众参与的视角

政策实施中缺少公众参与通常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不足，政策目标不易达成而产生“空传”现象，由此，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何以形成、如何经由公众参与消解政策空传就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采用公众参与视角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理论模型，分析发现由环境因素、实施条件、主体认知、主体行为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执行“四要素”是导致政策空传的主要原因，其中环境因素和实施条件是外部原因，主体认知是内部原因，而主体行为是衡量政策空传与否的关键变量。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通常表现为非持续性、供需错位和形式主义。其消解机制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在完成核心任务过程中所达成的意外后果。     

一种新的对话思考: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实现社会政策公平的重要保证,对于民主理论与价值的发展至关重要,传统公共决策系统的弊端和决策者的官僚主义习气以及公众自身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我国社会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缺失.因此,本文努力探索有效的参与途径,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消除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障碍问题.     

媒体时代与公众信息传播

公众信息是为维护公众利益,实现公众需求的信息。它是一种公共的信息资源体系。公众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是动态的过程,多种因素参与其中,而典型媒体构成的相应媒体时代对公众信息的影响极大。分析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及自媒体三个典型时代公众信息的传播特征,对于探讨公众参与信息全过程,并将之推向平等化透明化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政策的价值偏离和逻辑断裂:公共性衰减

公共政策是以"公共"为其逻辑起点和基准价值的。然而,在实然层面却存在着公共政策公共性衰减的风险。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化运行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其中,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是前提,提升公众参与水平是根本保障,推进信息共享与程序正义是内在要求。     

专业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探究——以交通规划为例

交通运输规划过程是政府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但由于受公众自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参与渠道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交通规划专业政策的程度较低.事先没有介入公众参与的规划决策,事后往往会引起不可预测的社会问题.通过借鉴国外公众参与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交通规划决策制定过程特点的公众参与理论,结合国内案例分析交通规划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的内在困境,并尝试性探讨提高公众参与交通规划过程有效性的途径.     

科技公共传播的传播主体及其参与动机

科技公共传播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一种科技传播类型。随着科学技术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科技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科技公共传播出现了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发展成为科学家、公众、媒体、政府、工业部门等多个主体积极参与的一个社会领域。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科技公共传播参与动机的多样化,促进了传播关系的复杂化。文章对科技公共传播的参与主体及其参与动机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完善

公众参与是环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程序正义。对于公众参与法律法规等虽有明文规定,但由于许多事实因素和法律因素,致使其规范密度不足而无法达到立法旨意。面对这一现状,在对环评中影响公众参与的相关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的细节规定;对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和环保团体等人群的参加可以不受"存在利害关系"或受项目直接影响标准的限制;强化环评机关主动向公众征求意见的功能;将公众参与这一程序性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调整公众在风险决策中的地位,增进公众的实质参与。     

环境健康与法律:美国经验借鉴

在环境健康与法律方面,美国的经验在于它通过一系列法律成功地减少了公众对空气传播、水传播和其他途径传播的暴露风险.这些法律利用了各种机制和政策,它们都明确指出提高公众健康是目标,把健康目标纳入标准设置和其他要求中.相比之下,中国的环境法则较少提到公众健康.如果更明确针对环境健康提出目标要求,中国的环境法在保护公众健康方面将产生非常积极的效果.     

政策科学视野下的公共产品价格政策分析——以北京市地铁调价为例

政策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协调社会各方利益的调节器。在政策科学的视野下,政策的基本特征要具备合理性、合法性和民主性。提供公共产品是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职能,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和服务性决定了其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规律决定,而需要政府进行规制,即政府通过制定公共产品的价格政策来管理公共产品的供给,并调节公共产品运营商、公众、政府之间的利益。本文以北京地铁调价为例,在政策科学的指导下,认为公共产品的价格政策需由政府主导,并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政策制定,保证政策制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充分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和手段,以此达到政策制定的科学、民主和合法。     

论公共危机事前风险管理与评估

公共危机事前风险管理与评估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前哨,公共危机事前风险管理机制设计是全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重要和首要组成部分。公共危机事前风险管理与评估的流程,主要由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监控、风险沟通等五个步骤构成。公共危机事前风险管理与评估机制设计致力于从根本上防止公共危机风险的形成、爆发,是一种对公共危机进行超前管理的系统,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风险社会的立法法理学

人类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极高的“风险社会”之中，通过制定规则来防控风险，在法治框架下提高风险管理水准，是当前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由于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差异和利益冲突，导致风险社会的立法难题，集结不同个体偏好而成为社会偏好的社会选择理论，在这一领域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风险社会的立法不能完全委之于专家之手。专家、公众和立法机构必须合理分工，专家给出初步方案，公众参与必须贯穿立法的全过程，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收集和汇总信息，改善风险防控方案。立法机构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整合多数意见作出抉择，这是风险社会立法的一个有效途径。     

公众参与：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公众参与是发达国家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理论基础是环境权理论和公共信托理论;其法律价值体现为环境法治、环境民主和环境正义;环境法中体现公众参与原则的法律制度是以环境权为根基所建立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包括: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听证制度、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纠纷的处理制度以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     

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问题探析

政策环境影响政策系统和政策行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政策行为和政策系统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相对于传统政策环境而言,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政策环境更加透明开放,网络能够为公众表达诉求提供更多路径,它在不断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的同时,也为创建公共理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在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带来了政策制定的新情况。网络环境下的政策制定要从3个方面加以考量,一是对政策合法性的考量。科学有序的公众参与能够提高政策的合法性。二是对政策各要素的考量。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主导作用正在面临挑战;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也面临新的变化,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和方案完善已经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的意见诉求越来越明确,路径越来越明晰。三是政策类型的考量。不同模式中,决策类型的适用性是不同的：在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模式下,以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式自主管理为主,分散式公民协商、整体式公民协商为辅;而在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模式下,公共决策、整体式公民协商则成为主要的决策类型,改良式自主管理也成为政府部门顺应民意的开明之举。     

现代企业风险管理的系统化过程

现代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持续性的系统过程,它从目标设定出发,依次经过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实施控制等阶段,从而有效地管理风险,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为了保证风险管理系统的持续有效,必须对其各个要素进行监督,以发现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从而加以改进,因此,监督与学习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     

我国居民的媒体使用、具身认知与环保政策支持——基于CGSS2021的实证研究

我国居民对身体所处环境污染的具身认知、媒体使用与公众参与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我们在CGSS2021数据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现象学具身认知理论为基本的理论框架,把身体在场、身体健康感知、新媒体使用等作为自变量,把污染明证性、气候风险感知、生态伦理等作为中介变量,把气候共识、环保政策认知与环保政策支持作为因变量,考察我国居民的具身认知、媒体使用对环保政策支持影响的双重路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具身认知各变量、新媒体使用通过污染明证性正向影响环保政策支持;新媒体使用与气候风险感知、生态伦理等变量正向影响公众参与各变量。     

格鲁尼格:卓越公共关系十大原则

1.公共关系人员参与组织战略管理。富有成效的组织通常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这种战略计划使组织能够确定适应于自身环境的目标和任务。卓越的公共关系部门参与这种战略计划的制定过程,它帮助组织了解那些影响组织目标和任务的环境,这里的环境是指组织的战略公众。开展战略性公关工作的组织能够针对组织可能出现的威胁和机遇,策划战略传播计划,寻求与内外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与战略公众建立良好关系可最大限度地扩展组织追求自身目标的自主权,为组织节省因关系不好而产生的法律诉讼等费用,赢得来自捐助者、顾客、股东和立法者的支持,为组织创…     

风险沟通视角下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研究

风险沟通作为一种随着风险社会发展出来的治理工具,是风险社会里人们应对风险的有益方式,也成为多元主体进行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有效手段.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政策风险评估的过程亦离不开对风险问题的沟通.在分析程式化的风险评估机制给我国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所带来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风险信息的交流与整合、社会参与渠道的建设与拓展、政策风险议题的管理、整体风险评估框架的构建等方面来促进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的公众参与,使整个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能够更加科学.     

论政府的政策风险防范能力建设

政策系统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中都存在着一些风险因素,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难以做到完全规避风险,而政策风险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负面效果,认真分析政策风险产生的原因,从系统管理、信息管理、风险管理、法制等各个层面和角度加强政策风险防范能力建设是有效之举。     

公众参与方式与社会转型中的“逆转型”现象——以Y市政府搬迁中的公众参与为例

以Y市政府搬迁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动员式公众参与”的方法推动完成了迁市过程，也引发“社会逆转型”危机。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经历的转型过程相反，Y市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了一种“逆转”的现象，即从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社会形态向以农业生产加工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转变。Y市案例提示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需要实现彻底的转型，即从政治动员式公众参与向权利性公众参与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完成不仅需要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更需要将社会政策、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带人公共领域，实现社会学知识范式的转换。     

公共预算中公众参与模式比较研究

在公共预算中扩大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模式的重大创新,是基层民主建设的生动典范。巴西阿雷格里港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美国参与式预算模式均各不相同。我国公共预算中公众参与主要有浙江温岭模式、河南焦作模式、江苏无锡模式、上海闵行模式等,都尚存不足,如主要局限在街道乡镇一级实施,主要仅在经济发达地区实施,参与项目及财政资金有限等。预算民主化、法治化、透明化以及预算参与度是理想化模式设计的目标要素,其实施的技术路径应为科学编制预算、完善公众普遍参与的审批体制及健全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预算执行和绩效评价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