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看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兼论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的特质、意义

比较公共行政视角下的战后日本行政体制具有明显的特征:以国民主权为基点的现代行政体制的民主性;国会制定和健全行政法律,使行政体制的法制性得以增强;以民主性、效率性为目标的行政体制变革性;在国家目标设定上体现出的中央政府行政官僚组织的主导性、能动性以及优越性。省厅体制改革打破了官僚制组织所具有的强烈自律性或稳定性结构。地方分权改革措施具有了提升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的自律性,改变地方政府以往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以及向日本宪法所倡导的作为完全自治单位的地方政府回归的积极作用,创造了变革长期以来的中央优越集权体制、统治结构和战后行政体制的基本契机。     

对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格管理模式的看法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格管理模式,是当前价格改革中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确立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价格管理模式,对指导我国的价格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对价格管理模式的理解目前,国内对价格管理模式包含的内容理解不一样。通常人们把苏联的经济营理体制表述为集权模式,把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体制表述为分权模式,把匈牙利的经济管理体制表述为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混合模式。与上述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这些国家在价格管理模式上也各有差异。在苏联,价格管理权高度集中在国家手里,国家统一计划价     

社会主义的模式、特征、本质之关系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模式、特征和本质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因此,对这三者的关系,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模式社会主义模式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具体形式.即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其中经济体制是其主要内容.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既包括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和结构(公有制形式以及其它辅助的所有制形式;各种所有制形式在社会所占的地位、比重及相互之间所发生的作用),又包括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计划管理的结构和方式;经济利益的结构和分配方式;经济的组织结构;与所有制相联系的经营管理方式等).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及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社会主义的文化体制,则包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实施的领导和管理的具体制度.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体制是由这个国家的客观条件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日本的道州制论及其制度设计

近代以来,日本关于道州制的讨论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行政体制讨论过程,实现地方分权已成为当前日本地方自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最近,从中央到都道府县,从政党到经济界、智库、学界等对实行道州制纷纷发表意见,提出了各种制度设计方案.其中,相对较一致的观点是,废除现行的都道府县制,实行地方分权型道州制,建立广域自治体道州和基层自治体市町村的两级地方自治制度.实行道州制,已成为日本日本实行地方分权改革的基本趋势.     

发展中国家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在建立了民族国家或刚刚独立以后，面临着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战略选择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即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政府体制。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目标是由思想解放、经济增长、政府能力、政治稳定、公平分配、公民政治参与组成的目标体系；而可供选择的政府体制有民众主义的、传统主义的、集权主义的、集权技治主义的、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体制。一个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对发展目标的选择，首先是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政府能力的提高，其次是社会公平，最后是公民政治参与。与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相适应，在政府体制选择中首先是选择集权主义的政府体制，以后依次是集权技治主义的政府体制、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政府体制、民众主义的政府体制     

中国乡治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乡镇是我国纵向权力结构的最基础部分,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构建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不仅牵涉乡村基层社区的体制安排,尤其与中央和地方关系相关联。乡域自治理想样本能否真正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间宪政性的地方自治分权改革。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应遵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村民自治;第二步,充实完善村民自治,逐步实行乡镇社区自治;第三步,巩固提高乡镇社区自治,最终实行乡镇地方自治。     

制订我国《慈善事业法》的几点思考

一、明确调整对象目前中国的慈善组织有四种类型:第一是中国式的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以中华慈善总会、上海慈善基金会、广州慈善会为代表。其体制模式基本建立了“自治”机制,政(政府)社(社团)完全脱钩,其“民间性”占主导地位。第二是中国式的准民间组织。其体制模式是本级慈善组织与本级行政机构相互协作、融合、补充,建立了民间运作,行政支持的运作模式。第三是事业性的慈善组织。其体制模式基本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专职工作人员的编制、工资分别由国家编委核定和财政负担。第四是完全行政(官方)的组织,其体制     

从自治到保甲--近代北京郊区的乡村政治

从晚清开始,国家权力逐渐深入农村。京郊政治的近代转型建立在国家力图榨取社会财富服务于战争的基础之上。在自治时期,增加附加税等榨取财富的方式,促成了农村以看护青苗为主要功能的自发自治组织———青苗会的巩固和壮大,以寺庙为公共空间的地方政权名变而实未变。自日伪落实保甲以后,为村民服务的地方社区领袖逐渐分化,部分人成为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村庄旧有的文化网络被打破,地方行政最终被收编,保甲制彻底破坏了农村的自治组织。在这些变迁中,地方社会与国家行政的博弈值得深入探究。     

论日本行政组织的若干基本特征

论日本行政组织的若干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韩铁英顾名思义，所谓行政组织，就是履行行政职能之主体的组织。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地方自治制度，因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常被视作不同的主体，国家分别用不同的法制对其组织进行管理，日本学术界亦常常对其分别加...     

日本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

日本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由北海道、九州、四国和本州等地区组成。全国共划分为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642个市、1982个町、630个村。日本地方政权采取地方自治的形式,统称为“地方自治体”。一、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变迁日本地方自治制度源于欧美的“居民自治”和“团体自治”制度,始于明治政府进行的行政体制与国家机构的改革,战后又得到了重新确立。在《日本国宪法》中,对于地方自治问题专门列为一章,把地方自治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委派的地方行政机构加以确认。     

日本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与经济圈的发展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问题,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政府职能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日本政府管理经济的经验值得借鉴。本文不仅就日本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与经济圈的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透视美国公务员制度：基于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比较

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在公务员制度上,既带有同质性又具有异质性。其根源一方面在于行政功能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于联邦制下美国二元政府体制的特殊性。研究二者的异同对于深入理解美国行政结构和政治体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尤其是",二战"后伴随城市经理制的广泛采用,以城市经理人为主体的专业管理群体的逐渐形成,使美国地方政府公务员专业化走向更为明显。     

“双轨政治”重构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激活基层行政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农村基层行政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后果.通过激活农村基层行政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建构“双轨政治”的理想模型,总结当前农村基层行政的特征,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丰富经验,提出依法行政的体制改革仍需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自治资源,支持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和团队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地方治理特点及其发展动向

英美法德日等发达国家根据因地制宜、地方自治的原则设立地方政府,形成差异纷呈的地方政府体制。经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几轮行政改革,地方政府管理以权力下放、地方自治为主要趋势,以服务型政府为主要理念,适时转变政府职能,强调完备的立法,做到地方管理的依法行政。这些对我国地方治理的探讨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有借鉴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的实质与出路

我国人口问题的实质在于,我国农村原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为主干的整个社会体制体系客观上具有较多的鼓励人口增长的因素。出路在于改革原有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社会体制体系。     

代理人困境与国家治理:兼评“风险论”

向下分权是治理幅员辽阔之国家的必然选择。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向下分权的时候也会面临治理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它们可能对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曹正汉在考察中国古代统治体制演变时，提出郡县制是帝王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制度安排，因为郡县制具有避免让单一地方政府强大到可以挑战帝王权威的作用。本文探讨向下分权对于集权体制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权在为最高统治者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为统治者创造了规避责难的空间。但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具体而言，代理人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他们不但会削弱国家能力，还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风险。如何约束代理人始终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集团公司组织架构模式比较与分析

集团公司组织架构有三种模式 :过分集权的U型组织结构 ;过分分权的H型组织结构 ;集权与分权有机结合的M型组织结构。这三种模式的选择 ,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未来大庆石油集团公司的组织架构 ,应在选样M型的组织结构基础上 ,再进一步改造成新型组织架构。这种架构能否实现有效率的运转 ,关键在于集团公司对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管理与控制     

信息管理行政权规制思考——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

现代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对公民信息实施公共管理,需要对行政主体的信息行政权予以规制.与信息有关的行政权力与责任没有配置到行政组织的确定岗位,会导致行政组织这一权力载体的法律规制缺位,进而使行政机关行为失范,法律关系紊乱,监督机制无法发挥功能,这是造成目前户籍管理改革难以推进的制度上的重要原因.行政组织应当适应和充分运用信息化社会的条件,按照分权理念,大胆向社会放权,向组织下层移转事权,同时加强行政监管与法治监督.     

集权与分权: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迁

文章首先以集权与分权这一矛盾为主线,缕析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博弈过程: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从中央高度集权一步步迈向地方独立分权;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财政严重削弱,地方财权恶性膨胀;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变化频繁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地方财权。随后,从保持一定的中央权威、界定政府财权与事权、赋予地方独立税源以及完善财规、建立激励约束监督机制等方面揭示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对当今正确处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