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寻找:"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

“垮掉的一代”是美国战后兴起的一股反文化潮流,“垮掉派”是战后美国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垮掉的一代”及其文学被当成反动、没落、腐朽的标本而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通过内部出版的“黄皮书”,“垮掉派”文学对“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沙龙、白洋淀诗歌群体,以及后来的后朦胧诗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接受影响的深入,中国当代文学中不仅开始出现了同“垮掉的一代”类似的文学人物,并且还开始出现类似“垮掉的一代”在路上漫行寻找自我的作家。中国当代文学同“垮掉的一代”的精神联系是建立在面对类似的社会现实人们不断探索、寻找自我的基础之上的,自我寻找是这两种文学形态之间共同的重大主题。     

迷惘的一代”文学中的悲剧意识探讨 

“迷惘的一代”文学体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欧内司特·海明威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主义和尼采的权力意志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隐微关系。菲茨杰拉德小说中包蕴着深刻的叔本华哲学思想，而海明威小说则呈现出明显的尼采哲学的痕迹。     

夜色苍茫待晨曦——评托马斯·沃尔夫的《美国序幕》

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坛，托马斯·沃尔夫（ThomaSWolfe，1900-1938）与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以及辛克莱·刘易斯等小说大师并驾齐驱、鼎足而立，是“迷惘的一代”的杰出代表。在作品中，他不仅以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一批来自美国南方的热血青年在美国现代社会的所见所闻，更以细腻多情、极富诗韵的语言展现了这些“追梦者”所经历的纷乱复杂的情感波澜。     

成长的困惑与突围——论北大荒知青文学中的"铁姑娘"

“铁姑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特的存在，北大荒知青文学对于“铁姑娘”人生所包含的历史、人性和精神文化内涵的开掘要比其他知青文学深刻而独到。尽管北大荒知青文学中“铁姑娘”形象群是复杂体的聚合，人物个性差别很大，但都没有偏离时代的共同本质，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反映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是北大荒知青文学创造“铁姑娘”形象的终极目的。“铁姑娘”形象完成了知青新人形象的建构，体现了一代女知青成长的受困与突围，更彰显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类形象内蕴的张力凸显出中国妇女解放进程的艰难和沉重。     

以家族伦理重释性别文化--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与张翎《阵痛》之比较

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与张翎的《阵痛》两部小说以家族伦理寓言神话，女性情感体验与历史记忆，对两性个体人性的复杂嬗变进行批判与反思；两部小说诠释纯洁的母性关爱伦理是人类“完整的人”的人性善根，男性“大我”赌性顽疾和着金钱物欲的变异对现世代人性的破坏力。从家族基因遗传对民族性与人类性进行开掘，呼唤现世代人类心性的“母性归属”。以母亲强大自我内在性的、超验性的人性张力，揭示母亲以大地般的坚韧与顽强、博爱和圆融，迸发出的母爱精神的“永恒能量”。     

噩梦醒来──“反思小说”简论

“反思小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产物，是噩梦醒来的人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反观和审视现实的艺术成果，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历史自审意识。一个个凄婉的“右派”故事，一曲曲严峻的乡村牧歌，连同对党的干部思想历程和灵魂变异的写照，构成“反思小说”的三大热点题材。其反思意识流贯于后来的小说创作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米兰·昆德拉

与卡林内斯库的审美现代性理论不同，米兰·昆德拉提出的“欧洲小说”观念，是以审美现代性对抗“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的源头所在。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展现出了对资产阶级的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对审美现代性立场的坚执中产生的反省，阐述了他独特的“欧洲小说观”与审美现代性起源新说。他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以审美现代性的态度，审视和评判现代生活，深入地考察了现代人生存中的一系列现象：媚俗，舞者，轻与重，快与慢，记忆与遗忘，革命、鸟托邦与抒情姿态，等等，犀利地揭示出其中的现代性悖谬。     

以“入世”精神担当社会责任——从新写实小说论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建设

新写实小说展现世俗化的生活,“为生存”的写作姿态取代了“为人生”的文学追求,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生活的批判和审视,体现出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与屈从。而在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新写实小说宣扬的世俗价值观越来越大行其道。我们应该审视和批判新写实小说透露出来的世俗主义价值观,以“入世”的精神积极建设我们当代社会传递正能量、发挥动力作用的社会价值观。     

精神之“诚”与“伪士”——试析鲁迅五四时期小说对共和危机的反思

留日时期,鲁迅以“抱诚守真”的“摩罗”精神之“诚”批判“伪士”。五四时期,鲁迅小说聚焦民国共和危机下官僚、国粹家的精神状态,凸显“伪士”的假面,其价值取向呼应着与传统产生决裂意志所孕育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诉求。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日本“满洲移民”时期的“大陆新娘”

在1906到1945年日本政府向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满洲移民”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稳固人心、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推行“大陆新娘”政策.大量日本农村青年女子在经过拓殖讲习会、拓殖训练所与开拓女塾等组织的培训后,被送往我国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她们扮演了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角色.     

解读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试论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新闻宣传、新闻传播的职业道德核心同样是以人为本.离开了以人为本,新闻宣传、新闻传播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基于此,我们一切新闻宣传、新闻传播活动都应以人为本,着眼于人,作用于人.而深入理解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的含义,是在新闻传播中践行以人为本根本要求的基础.从社会政治和新闻传播两个层面来看,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既是指"人民",又是指受者与传者的"合而为一".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时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深刻剖析了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如从后往前读的阐释模式、整一性预设框架决定材料的取舍方式、认为文本是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服从于既有的文学常识和观念的惰性迷失等。针对以上问题,他在文学史理论和写作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与创新:坚持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写作中重视文学中介和文学话语体系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