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乐”到“歌乐” ——论《诗经》颂诗的演变

《诗经》中有三组颂诗,曰《周颂》《商颂》《鲁颂》。三《颂》虽同为庙堂祭祀之乐,而辞风却异,简言之,《周颂》简略古拙,《商颂》《鲁颂》词繁夸侈。造成三《颂》辞风差别的原因在于祭祀中的主导表意方式的变化,即《周颂》承袭了远古祭祀方式,以舞娱神,是谓"舞乐";而商、鲁二《颂》受礼乐文化较深,借歌表意,是谓"歌乐";以舞娱神,则歌诗非其所重,其辞必简;借歌表意,需长歌方能尽其情,其词必繁。从《周颂》到《商颂》《鲁颂》,体现了《诗经》颂诗的演变。     

《诗经》有《鲁颂》、《商颂》而无《鲁风》、《宋风》解

《诗经》有《鲁颂》、《商颂》,而无《鲁风》、《宋风》,其原因是由鲁国和宋国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雍和典重的“雅颂派”——(《中国文学流派史》节选)

<正> “雅颂派”的史诗情结 “雅颂派”凡诗71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大雅》31篇。《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066—前988年间),《大雅》的少数篇章产生于西周后期的厉、宣、幽三朝(前857—前771年间);《商颂》产生于西周晚期至东周初年的宋戴、武、宣三公时期(约前799—前730年间),为宋人追述殷商祖业之作;《鲁颂》产生于春秋时代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颂诗看周朝统治者重视人事的特点

颂诗是《诗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合计40篇。《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樵《通志·乐略》云:“陈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朱熹同意《诗大序》意见,并进一步说颂诗是“宗庙之乐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解释不了大自然的种种神秘现象,对天地神祗充满了敬畏之情,所以人们敬祭它们,以祈求佑护,这在世界很多地区均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但从《诗经》颂诗部分来看,周统治者虽然也敬畏神祗,然而亦相当重视人事。这是与世界上大多数远古文明时期的民族不同的。     

浅析《商颂》的文化特质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诗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历代学者均认为“风、雅”诗是《诗经》的精华所在,着墨尤多,而对“颂”诗冷眼相对,着墨较少。在“颂”诗中对《商颂》问津者更是寥寥。其实这种作法是有欠妥之处的。因为:第一,从继承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商颂》是《诗三百》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应有所轩轾;第二,《商颂》是殷商奴隶制特定历史实践的信息成果,反映了人类由野蛮向文明跨越过程中的艺术和审美的价值取向;第三,《商颂》是表现古人所谓“国之大事”的祭歌,殷商奴隶制的宗教特征与礼俗风习、殷商的文化特质,都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这些乐歌中,忽视它们就等于放弃历史。     

《商颂》十二篇之原貌索隐——兼论王国维之《说商颂》

《诗经.商颂》的创作年代及其性质是《诗经》研究中至今聚讼纷纭的问题。自王国维《说商颂》认定,《商颂》创作于春秋时期的宋国,这种观点便成为现在学术界认定《商颂》创作年代的主要依据,从而也被一般的文学史作者所接受。我们以为:原始的《商颂》是由商诗和宋诗组成,并命名为《商颂》。古之《商颂》中的作品并非一时之作,有商之颂,也有宋之颂,我们还可以依据有关材料大致推测出今存《商颂》的创作年代及其性质,并由此论及王国维先生《说商颂》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从《诗经·颂》拟测《诗经》的最终编订者——兼及孔子删诗说的含义与成立

今本《诗经.颂》中鲁、商二颂与周颂的不类,反映出《诗》的最终编订者的意图,由此拟测《诗》的最终编订者为孔子。以之考察孔子删诗的含义当是在前人编纂基础上剔除重复篇章并适当编序而成。孔子删诗说是成立的。     

《国风》与《雅》、《颂》战事诗的审美异同

《诗经》的《国风》中出现22篇战事诗,《雅》、《颂》中出现31篇战事诗,这些战事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前者主要表现为生命个体对于战争的感性体悟,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特征。《国风》以侧面表现战事为主,正面表现战事为辅。《雅》、《颂》以正面表现战事为主,侧面表现战事为辅。《国风》大多取自民歌,创作者大多身处生活底层,吟咏的多是个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式歌唱;而《雅》、《颂》多为庙堂之上的高雅之作,创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决定了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差异性观照,且多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追寻、总结民族、国家的生命价值。所以,战事诗在《国风》与《雅》、《颂》中的不同审美呈现,也是创作者自身的不同美学取向所决定的。     

从《诗经》中的祭祀诗看周人的宗教观念

祭祀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见于《周颂》。《诗经》中祭祀诗数量之多,说明了祭祀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祭祀诗的祭祀对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的宗教观念,即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以德配天的天命观。     

《诗经》征戍诗简论

征戍诗在《诗经》中约占七分之一,是《诗经》的重要内容之一。征戍诗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讴歌明主伟业的民族颂、颂扬英雄主义的正气歌、吟唱怀远念家的相思曲和描绘田猎盛况的赞美诗。《诗经》中的征戍诗,与整部《诗经》敦厚、中和之旨相谐和,在庄严中透出温和,激昂中显出节制,表现出崇德尚义、敦亲睦友的人情美。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从《诗经》中的祭祀诗看周人的宗教观念简

祭祀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见于《周颂》。《诗经》中祭祀诗数量之多,说明了祭祀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祭祀诗的祭祀对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的宗教观念,即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以德配天的天命观。     

《诗经》与汉水流域文化

《诗经》中的风、雅、颂三个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尤以二《南》最为集中,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孔子喜韶乐,尤钟情合于韶乐的二《南》,“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诗经》不仅常以“江汉”连举,而且将天上的银河称之为“云汉”。     

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说苑》引《诗》特点及其修辞作用

西汉经史文献学家刘向《说苑》一书旁征博引典籍之多可谓引人注目，其中引《诗》又独具特色。如对史料原有引《诗》进行录、增、删、改，且绝大多数为直接引用，以全书多达91处，这反映了《诗经》在先秦的至尊地位。也体现了刘向个人的《诗》学观。从修辞角度对《说苑》引《诗》的修辞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刘向大量引《诗》是为了以《诗》证事、以《诗》为喻、以《诗》作评，目的是为了达到较好的进言效果。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

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存周公毖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是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的乐舞诗章。成王九首诗中祀祖、自儆、儆臣内容连贯,又符合古诗乐以"九"成组篇制结构,还与传世文本《诗经·周颂》多为组诗的原初形态暗合,故九首是一完整的组诗。其中第一首见于今本《诗经·周颂》的《敬之》篇,故整体为《诗经·周颂》作品无疑。由短序推知,周公四句诗原来是另九首,同属《诗经·周颂》"逸诗"。两组十七首"逸诗"的诗学史意义:一为"孔子删诗"公案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支撑,并为其删诗"十分去九"提供了文本范例,且启示人重新理解司马迁"去其重"的含义不只指删除重复诗篇,还指删除内容相近的诗篇;二为《毛诗序》形成时代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证,说明《诗经》至迟到战国中期已有序;三是揭示了《诗经》"颂"诗有别于"风"、"雅"只唱不舞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特征。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大雅·大明》体式原貌考辨

《诗经》在编订传习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简次错乱的问题 ,历代所传《大雅·大明》诗的两种不同体式就是这种错简的表现之一。考察《诗经》风、雅、颂的分类特征、《大雅》诗的乐章类型以及《大明》诗的章句构成和诗义解读 ,考辩《大明》诗两种不同体式之正误 ,可以得出《毛诗》所传体式为误 ,《诗集传》所遵体式为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