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闲妻”

去年春天,厂里竞聘上岗,妻被“刷”下来。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只能闲居在家,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闲妻”从19岁起,妻就在厂里工作,到现在也有10多年了,一下子没了工作,心里很不好受,最初的一个星期简直是吃不香、睡不甜,整天为自己闲着而犯愁。的确,妻在家中除了那么一点仅有的家务活外,就别无它事可干,成天看电视也觉得乏味,才30来岁的人就这样闲着,心里自然会感到非常无聊与空虚。为了解决“闲妻”问题,我找来了许多报刊书籍,让妻看书读报打发时间,此法果然奏效。妻中专毕业就参加工作,平时由于忙,很少有时间读书,现在闲下来读…     

家有“虎”妻

妻子属虎,我属猴。婚前,我的朋友们并不怎么看好我们的婚姻,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老兄你这辈子休想有出头之日!”我却偏偏不信这套歪理,因为妻子小巧玲珑且温柔至极,丝毫也看不出一点“称王称霸”的迹象,于是毅然决然一脸幸福地携妻之手走进围城。     

论“同妻”群体的生存困境与权利保障

当人们开始关注同性恋者的权利时,另一个与同性恋者紧密相关的群体也开始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同妻”(男同性恋的妻子)。同妻不仅面临着配偶权和健康权被损害的现实,而且还面临着立法空白和司法救济的缺失。保障同妻的权利,首先应该是完善立法和司法救济;其次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对这一群体提供帮助和支持;当然,解决同妻问题最为根本的措施在于推动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宽容,尊重同性恋者的婚姻自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同妻”的维权之路漫长而艰难。     

“婚姻自由”与“教育平等”——以“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为例

20世纪20年代湖南长沙发生了两个新闻事件:周南女校学生袁瞬英自杀事件和彭襄弃妻事件,湖南新闻界、教育界和普通社会民众围绕这两起事件发起了关于“婚姻自由”和“教育平等”的争论,此后发生的湖南的女性参政热潮,虽然有更为复杂的区域文化背景原因,这两起事件也是触媒之一。     

妻病“子”亡，祸起八粒小药片

这幕妻病“子”亡兼破财的悲剧，并非作者凭空虚构，剧中的人物和情节，来源于一个真实的病例。     

世上只有老妻好

世上只有老妻好,有妻的老头享福了。投进老妻的怀抱,快乐真不少。世上只有老妻好,没妻的老头多烦恼。离开老妻的关照,长寿哪里找?世上只有老妻好@盖武魁     

家有孕妻

“12点钟准时来接。”刚把妻送到单位门口,摩托车尚未掉过头,妻就丢下这句重复过无数遍的话语,头也不回地朝单位走去。妻子怀孕后,再也不愿骑自行车上下班了,多次郑重地说,万一摔了跤造成流产,可没有后悔药吃。她还振振有词地举例说,某某同     

释《木兰诗》《焦仲卿妻》的“阿”

《木兰诗》《焦仲卿妻》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传统篇目,各种古诗选本也常选入。然则其中的“阿爷无大儿”“阿姊闻妹来”以及“堂上启阿母”“阿母得闻之”等诗句中的“阿爷”“阿姊”“阿母”究应作何解?是值得研究的。课本以及一般的选本与字典、辞典绝大多数都是把“阿”作为名词词头讲,无实在含义,也即现代汉语中的“阿大”“阿张”“阿Q”之类的“阿”。其实是不尽恰当的。     

对日本古代“访妻婚”的考察

男女结合暮合晨分、来去自由的婚姻形式称作"访妻婚"。"访妻婚"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早期婚姻形态,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存在过,据研究,日本古代长期存在"访妻婚",直到15世纪左右的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访妻婚"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访妻婚"能如此长期地存在于日本历史上,是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同时,其长期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两性观念。本文主要从经济因素、古代家族世系以及影响等方面对日本历史上的"访妻婚"作简单地考察。     

“太太”与“夫人”

“太太”与“夫人”新近流行的习俗：向人介绍自己的妻，可以称太太，不可以称夫人。称别人的妻为太太表示关系一般，称别人的妻为夫人表示尊重，是以“夫人”为尊称。若称自己的妻为夫人，是表示自大，会惹人笑话。中国历史上却是以“太”为至尊的。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

汉代川西高原地区的部落分布中,出现了同都夷地区紧密相关的"旄牛徼外"和"徼外夷"等,这些特定称谓蕴含和折射了川西高原地区"徼内"、"徼外"两地人群间的界线、关系与二者互动等情形,反映出都夷地区是当时联系"徼内"、"徼外"以及邛人、人往来及通蜀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地区。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汉代“蚩尤”崇拜

“蚩尤”神话在汉代得以演绎充实,形成内容丰满的故事。不仅官方祭祀体系中重视“蚩尤”祭祠,民间也有广泛的“蚩尤”信仰。特别是齐鲁地方“蚩尤”崇拜尤为浓重,反映了汉文化内涵丰富的特色。如果期求全面地说明汉代意识史,似乎不宜用“独尊儒术”做简单化的概括。     

论六朝时代“妖怪”概念之变迁——从《搜神记》中之妖怪故事谈起

以《搜神记》中之妖怪故事为考察重点,具体论述了自先秦两汉时代至六朝时代"妖怪"概念发生的变化。在先秦两汉时代,它主要指一种具有预兆性的反常现象;在六朝时代,它的概念则与"精怪"的概念逐渐混淆起来,其主要意义则为精怪、鬼魅之类。     

“主文而谲谏”理论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及成因

“主文而谲谏”是《毛诗序》中提出的重要的诗学理论。这一理论与汉代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汉代表面上儒生地位提高,可以纵论邦国济世之大道,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却找不到自己实现立功立德抱负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用解经的方式,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利。它是汉代士人在争取自己话语权利的过程中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妥协在诗学领域内的具体体现,是经学时代的产物。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汉代“小儿”称谓

汉代社会的"小儿"称谓,原本指未成年儿童,亦有社会称谓取其转义,即以"小儿"称成年人者,语义复杂。其中有取亲昵义者,有取轻蔑义者。关注以"小儿"指称成年人所暗含贬损之义,有益于认识在当时通常社会意识中未成年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