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解困视角下基层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治理与自治是一对辩证的逻辑关系,自治是治理的基础性条件,治理是自治的一种巩固性战略。针对村民自治中存在的村民委员会行政化角色困境、农村富人阶层利益化功能困境、普通村民原子化能力困境,基层政府要以治理与自治的辩证逻辑关系为理论指导,进行角色的重新定位,转变为自治服务者。基层政府要通过协同治理模式端正村民委员会的角色,通过合作治理模式引导农村富人阶层的功能,通过互动治理模式提升普通村民的能力,并对各种治理模式加以综合、灵活运用,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发展。     

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局限于治理主体的价值二元博弈结构关系,而要立足行政与自治均衡的治理统合关系。调研发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行政统合与自治缺位弱化了村庄内生性资源嵌入村庄生活治理的活力,也无法回应国家现代化治理规则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政与自治均衡状态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以行政资源输出强化了地方规则的共同体意识,并且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性,达成了均衡性的双轨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治理。从行政与自治均衡关系视角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弹性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之间寻找行政与自治的均衡秩序,外引基层治理现代化规则嵌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内以整合内生性资源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村民自治基本单位再认识与村级治理体系重塑*--从广西W县S村调查谈起

村民自治是我国村级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的村民自治基本单位是行政村。现实经验表明,行政村自治缺乏集体经济作为物质支撑,难以获得村民的社区认同,实践中也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联邦制”治理模式,村民自治实践存在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村民自治基本单位与农村社会结构的不适应,容易造成选举为少数政治精英所操控进而使得选举形式大于内容,村干部缺乏应有的民主监督而演变成分利的中间层,自然村的自治也容易被行政吸纳或者制度忽视而受到削弱。从改革和完善村级治理体系的角度看,可以探索将自然村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单位,将村委会改造为以公共服务和地方事务协调为主要职能的地方自治组织,建立一种“双层自治”的治理模式。     

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模式演进与“三治融合”理路

村容整洁""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的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存在差距.我国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大致经历了"自发性治理模式""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三个阶段."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并不是最优化的治理模式,其自身缺陷使得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极易出现"张弛无序"现象.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是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必然选择.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自治具有制度依赖性和技术依赖性,应以自治管理制度构建和农村环保技术开发为突破口;自治应注重"量力而为"原则,不能排斥市场行为和社会参与.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法治体系构造应以制度完善为切入点,改变城乡分治的立法局面,出台与我国法律规定相配套的实施制度,引入人工智能、地理信息和远程监控技术,创新生态环保监管执法方式和格局.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德治功能应当通过双向激励性宣教、农村人口结构优化、乡规民约重塑予以实现.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

“意识形态治理”是指或归属或依附于一定社会统治阶级的治理主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及多样治理方式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资源,通力协作地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动态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类型历经了从革命型、建设型到治理型的历史嬗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方略是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思维战略转型;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完善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成为农村治理的必然趋势。基层政府、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广大村民都成为农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由于我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次不彻底的改革,在农村治理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致使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遭遇到了种种困境。针对此,笔者从改革农村治理主体、完善多元合作治理体制两方面探寻实现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路径,这本身也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路径进行探求。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

农村流动人口参与村民自治是实现村民自治"治理有效"的题中之义。基于浙江A县的"乡村钉钉"案例,对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数字化参与问题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主要是将参与场域由传统的物理空间转换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塑造的数字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在时空条件上对农村流动人口参与村民自治的限制,实现了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体缺场情形下参与村民自治目标。数字化参与的实现主要缘于治理逻辑、技术逻辑与数据逻辑的有机耦合。相较于传统参与方式,数字化参与具有多维特征和重要价值,但也具有适用事务类型有限、面临技术等各种风险及难以纳入全部参与主体的局限,未来应当厘清数字化参与方式的适用事务类型,规避数字化参与风险,妥善处理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衔接问题。     

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实践与发展 70 年:有效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不断转换和发展。 其中,既有农村寻求高适应性治理形式的村庄逻辑,也有国家建设目标在农村落实的国家逻辑。 国家是农村治理体制创新实践的关键变量,有效是治理体制转换中国家与农村的共同追求。 国家建设目标既通过治理体制得以实现,也直接反映在体制所要实现的有效性内涵上。 现代化的阶段性不同,国家建设目标不同,治理体制也具有不同的特点,运行机制也不同,所实现的有效性内涵也不同。 从有效视角审视 70 年来农村治理体制的实践,经验丰富、成就巨大,农村治理体制与国家建设高度同构。 新时代建构乡村善治体制强调有效,有效的内涵包括行政、自治、组织、服务等多方面。 有效的农村治理体制既要有效适应农村实际,也要有效实现国家建设目标,是一种功能复合性的、多元内涵式的治理体制。     

提高综合素质教育的效果及对策

针对目前综合素质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据综合素质教育理论的研究进展,探讨了人的学习动机、心智及心智模式对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提出以意识观念、思维模式、心智模式、行为模式及其相互整合平衡调控,所形成的系统能力结构是综合素质教育核心,并从生理、心理、教育等方面阐述了对系统能力结构要素进行有效平衡调控是综合素质教育及人的能力发挥的对策。     

农户分化背景下制度变迁对农田水利自治的影响

随着农户分化的演进,建立在个体同质化基础上的"机械团结"型农田水利自治日益式微,与分化格局相适应的"有机团结"型自治亟需跟进。基于"结构-过程-功能"范式构建了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与农田水利自治分析框架,并采用案例分析揭示了三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分化伴随着乡村社会的观念多元化、精英能人等关键群体的涌现以及决策主体的缩减,其从变异、选择与遗传三个层面推动了制度变迁的进程,改变了农户群体的规则感知与策略行为,并最终对农田水利自治效能产生影响。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顺势推动乡村社会的观念进步,引导精英能人成为农田水利规则变革的带头人,创新水务决策模式,是推动农田水利自治迈向"有机团结"的可行路径。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

新乡贤作为新生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保障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促进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导新乡贤依法治村的工作重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这一主体作用的 发挥。为此,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健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的自治、法治、德治平台,强化对新 乡贤依法治村的引导与扶持等方式,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对法律思维研究的整理与思考

学者们在探索中国如何建成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发现具有法律思维的公民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能够本能地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对法治社会的形成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法律思维的根本特点是根据法律进行思维并使法律思维成为一种思维习惯。法律思维的培养需要在经济基础之上,加强外在的监督与强制以及内在的良心与信仰。     

关于我国城镇社区自治的思考

我国的城镇社区自治制度建设已经展开,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的城镇社区自治尚处于初创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完善,以推进我国城镇社区自治的进程。     

何为遵循先例原则

对于遵循先例原则的抨击是绝对主义复兴的一部分,这种偏见源于19世纪美国接受的反对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说教。有些人认为,法院应当继续以行政而非司法的方式运作。正确的理解是,遵循先例原则是普通法审判技术的特征,在这种技术中,存在具有拘束力的判例和有说服力的判例之分。导致对遵循先例原则的不满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技术适用标准和在适用标准中起决定作用的法律的理念要素。惟有通过发现和确立标准、法律推理的有权威性的起点,才能根据经验和跳出经验来处理新情况。法律改革者应当攻击的不是遵循先例原则,而是需要纠正的司法习惯。如果立法机关没有尽职,还应考虑如何使立法主体承担相应责任。     

继承与转化:先秦儒家廉政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廉政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遗产和宝贵资源,其廉政方略是通过外在礼的制度和内在德的自律相结合,促使为政者廉洁从政的一种治国理政模式。廉政既是儒家政治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也是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终级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为政以廉、以礼保廉、以德养廉、以法促廉、以乐教廉。在廉政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的今天,如何继承、转化儒家传统廉政思想和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和启迪意义。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以湖北秭归县“幸福村落”治理模式为例的分析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加速,乡村社会矛盾突出,特别是经济基础较差,发展速度较慢的民族地区和山区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社会治理改革亟待深入,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模式,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有机结合,村民自治的主体意识和作用加强,社会安全稳定和谐发展。武陵山片区中的湖北秭归县进行的“幸福村落”建设实践探索,形成了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幸福村落”模式。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当前武陵片区的现状,深入分析、总结、提炼和完善这个模式,对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论英语习得中英语思维的培养和建立

掌握和运用英语知识首先应建立英语语言的信息通道,学会用英语思维。本文从语言与思维的哲学思考入手,详细分析了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以及汉英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语言建构,同时,从语言角度出发,分析了形成英语思维的困难所在并由此提出培养英语思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