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利维坦之死为视角

目前学界主要从世俗主义与公民宗教的进路来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但这两种理解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霍布斯称利维坦为“必死的上帝”。相反,我们必须在霍布斯基督教神学描绘的历史图景中理解利维坦之死。霍布斯本质上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神学家,在他的理论图景中,宗教神学并非隶属世俗政治,世俗政治却是其神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霍布斯对世俗政治与神学关系的处理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霍布斯政治哲学研究路径的论评与辨正

学界通常采用理性的与神学的两条路径展开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研究。理性的路径是主流的研究进路,试图从特定的某个理性概念入手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进行整体性的解读,而神学的路径则试图把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铺陈在神学框架之下,认为霍布斯政治思想中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神学政治方案。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路径却彰显着如此的结论:霍布斯虽然设计了理性政治的方案,但他同时还存留着相当多的神学政治的内容。鉴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有着更为复杂的论证结构,故应兼采这两种研究路径以实现对霍布斯的整全式解读。     

论西塞罗的神学立场与宗教态度

文章具体考察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神学立场与宗教态度 ,指出西塞罗的神学立场与他晚年的哲学立场一致 ,一方面他以学园派怀疑主义的态度对以往神学观点进行研究 ,运用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神思想对传统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希腊罗马宗教进行批判 ;另一方面又站在有神论的立场上批评以伊壁鸠鲁学派为主的无神论思想。文章结合西塞罗本人的宗教经验对他的宗教态度进行辨析 ,指出他高度重视宗教的社会作用 ,但把传统和习俗作为宗教信仰的基础 ,又用宗教信仰作为政治、法律的合法性证明。最后结合实际 ,指出研究西塞罗宗教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霍布斯的哲学观和思想体系

《论物体》《论人》和《论公民》分别是霍布斯有关其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著作，他的自然哲学蕴涵着他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因素，从而意味着霍布斯的思想必然是一个体系。     

古典政治生活之祛魅——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论析

霍布斯的哲学思考,处于古典政治生活向现代政治生活的变革时期,他在《利维坦》中,创造性地利用自然法的概念,对古典政治哲学进行祛魅,并对现代政治生活做出实然性分析。霍布斯在自然权利、国家起源、契约论、政制政体等具体问题上,为政治哲学开启了通往现代的窗口。事实上,利维坦的政体设计,在那个封建王权巅峰时代,具有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雏形。然而,霍布斯对利维坦的哲学论证,在本质上具有自由主义与专制王权的二律悖反。"伟大利维坦"的强大形象,消弭了霍布斯理想君主政体实现的可能。     

霍布斯的“愚昧之人”与美德的可能性

作为现代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霍布斯主张利己主义的道德契约论思想,因此他对美德的强调和分析却容易被人忽视。以霍布斯的"愚昧之人"为例,阐述其从美德立场解释道德规则和功利问题之思路,通过比较霍布斯的美德与古希腊的传统美德,指出在当代伦理思潮中人们看待美德的误解和偏见。     

论施特劳斯视野中的霍布斯

作为20世纪政治哲学复兴的关键人物,施特劳斯对霍布斯进行了独具特色的阐释和解读。为解读霍布斯的宗教批判,施特劳斯将霍布斯与伊壁鸠鲁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霍布斯的宗教批判具有伊壁鸠鲁主义基础,但又对伊壁鸠鲁主义进行了后基督教的修改。为解读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将霍布斯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进行了对比,揭示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不同于古典及基督教政治哲学的基础。为进一步解读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施特劳斯再次将霍布斯的自然权利与古典的自然法进行了对比,以此揭示出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存在弱点与缺陷。以古今之争为视角,施特劳斯勾勒出了一个与传统进行决裂的霍布斯,同时也揭示出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缺陷。     

论《利维坦》中神学与政治的张力

学者们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利维坦>的前半部分.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利维坦>后两卷的内容,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提出一个全新的解读框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固然可以用纯粹世俗化的角度视之,但还可以把这种世俗化铺陈在一个更大的神学背景之下.重新解读基督教之于霍布斯不啻是其政治哲学必然的一环,更是其整个政治哲学的框架.纯粹的"尘世之国",只是上帝过去和未来直接统治人类的"上帝之国"之间的某个阶段,即便这个阶段依然存在着"自然的上帝之国".     

康德对“基督教”的“道德建构”——对《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一种解读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对宗教进行了道德的诠释和建构,然而,他对宗教的道德诠释不是指向所有的宗教,而只是特别指向基督教;他对基督教的道德诠释不是为了消解基督教,而是为了重新建构基督教。康德对基督教的道德诠释奠定了对现代神学进行道德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对现代哲学和现代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启示。     

从“合理选择”走向“理性共识”：霍布斯契约论证中的内在逻辑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可以理解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追求不同偏好的个体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争夺中如何能够达成共识并建立一种和平合作的社会秩序。从整个论证来看，霍布斯显然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合作秩序的建立不是依靠信奉一套来自宗教神学或形而上学目的论的道德观念，而是依靠那些拥有不同“合理选择”的人通过理性层层辨析和推理所达成的“理性共识”。霍布斯是以一种非宗教神学的方式来寻求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从个体人基于私利的“合理选择”论证了人们走向“理性共识”并建立合作的可能和条件。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