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朝西部审美观与盛唐美学思想的展开

我国西部自北朝以来发生的民族大融合及因之形成的西部审美观,已经渗入唐人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亦即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盛唐美学思潮的全面展开,与北朝西部审美观的深远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此乃中国美学主潮在封建社会顶峰形成“盛唐气象”的力量之源。     

白居易诗以俗为美的审美观

中唐诗歌在审美观上有较大变化,与韩愈以丑为美相对的,便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以俗为美。这里的“俗”,不是仅指语言形式的通俗明白,而主要是指在审美观念上世俗化的倾向,从而导致白氏诗作从题材、意境、格调、结构、语言一系列的变化。白居易诗以俗为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沉积。大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从顶峰走向坡谷。所谓“中兴”,无论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或是地主阶级社会心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来说,已不能追摹盛唐。弥漫着人们的     

盛世何以有危局──安史之乱爆发原因新探

唐朝从开元盛世骤变为安史之乱的历史原因，向来是学术界很注目的一件事，已经有不少的研究和探讨；但就其可资为鉴的深层现实意义讲，我认为还有再探之必要。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唐朝是最为隆盛的一个王朝，而“开元天宝盛世”又是这个盛朝的最鼎盛时期。文史学家以“初、盛、中、晚”界分评定有唐三百年的发展状况时，毫无疑问的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盛唐”。然而，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盛唐盛世，却爆发了危及唐朝统治，至少是结束盛唐气象的“安史之乱”。这盛世危局的骤变，不但向历代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也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思…     

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

中唐以后出现的好茶风尚 ,对中晚唐变革盛唐诗歌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内敛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如嗜酒风尚之与奔腾的盛唐诗格的形成一样。茶的“清新”与中晚唐诗歌的“变新”,在趋新尚异的时代精神中 ,在文人与僧道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融合 ,使得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因此 ,当我们以好茶风尚为视角研究中晚唐诗歌的时候 ,不仅可以看到它与盛唐不同的风貌 ,而且可以看到尚理主意的宋诗的直接源头。     

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繁盛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咏史诗的繁盛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中历史内容的强化、统治者注重经史的尚学意识及其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使中晚唐的文人不得不注重以经史为核心的历史性知识的学习,这样,遂使重史尚学之风兴起.在人格范式上,文人自然也就由初盛唐的辞赋型才子转换为学者型、知识型的士人,以历史学识相标尚,形成了普遍的咏史社会风尚.     

论盛唐诗歌兴盛成因及特征

论盛唐诗歌兴盛成因及特征黎传绪论盛唐诗歌必自分析《河岳英灵集》开端。殷于“序言”中指出：“自萧氏（指南朝梁代）以还，尤矫饰。武德（唐高祖年号）初微波尚在。贞观（唐太宗年号）末标格渐高。景云（唐睿宗年号）中颇通远调，开元（唐玄宗年号）十五年后，声律风骨...     

唐代长安佛寺诗美学风格发展蠡测

唐代长安佛寺诗关学风格呈现出恢宏雄壮、清俊秀丽、奇幻诡谲三种表现形式。恢宏雄壮在从初唐至盛唐的发展中不断完善,盛唐时期更为雄浑自然。清俊秀丽在盛唐王维笔下最富韵味,中晚唐诗人无人企及,中晚唐诗人在精细与滞涩中发展表现着这一关学风格。中唐诗人韩愈创作的佛寺诗则迥异于其他两种关学风格,呈现出独特的具有个性色彩的奇幻诡谲之美,这种风格在晚唐李洞手中得到发展,表现为雄奇开阔的特点。     

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

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     

试论陶翰的诗序

陶翰是盛唐时期典型的“诗笔双美”的作家，其诗序具有典型的“盛唐气象”。本文梳理陶翰诗序的基本类型，认为陶翰诗序具有诗的特征，在景物描写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其诗序以独特面貌表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     

美在自美:盛唐诗美观的生态本位特质

盛唐山水诗人的美在自美、物皆自得的诗美观,最充分地突出了自然物象自身美的客观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了自然中心的生态价值观,表现出一种超越社会伦理意义的审美德性。这种以自然目的为目的的山水精神,以生态本位为基础的纯粹意义上的审美创造,最易于接受到山水外物所给予的真谛暗示,亦便于完成参透本体的感性超越,他们的人生态度即在禅悟的过程中融入山水而变成了"自然景色",其作品呈现出形意和谐、意象平衡的诗美形态,形成了盛唐山水诗美的生态本位特质。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     

北魏“三都大官”若干问题考辨

“三都大官”是北魏较有影响的重要职官之一，至迟在天兴二年即已设立，太和十七年罢之。“三都大官”指外都大官、内都大官、中都大官，其职位约与尚书相当，基本职能是断狱判案，是尚书省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统兵作战和参与决策军国大事。其人选主要是宗室诸王、皇亲国戚，还有强宗豪右或部落大人、投依北魏者、勋劳卓著者等。     

关于孔子论管仲的争议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争议的重要人物。孔子对管仲的评论,也成为历来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肯定派学者理解为孔子称许管仲为仁人,这符合孔子本意;半肯定派理解为只谓其有仁者之功,未许为仁人,这种认识带有片面性;否定派认为孔子未曾以仁论管仲,这是完全错误的。孔子评管仲为仁人,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符合历史事实,是正确的。     

关汉卿散曲审美韵致的多重性

关汉卿散曲被推崇为本色派的代表,人们多从质朴无文和俗美特质的角度去认识。其实,关汉卿的散曲在俗美的艺术生态和审美关照中总是体现出多样的风格探索和多重的艺术韵致,其作品具有趣、野、丽、秀等亦俗亦雅的多重美感,显示出他驾御形式、表达多样审美个性的本领,是剧家散曲的典范。     

论变法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一生无不可对人言者",从不做口是心非之事。司马光不是"保守派"、"守旧派"。他的改革主张曾开北宋中期变法之先河,他强烈要求变革赵宋立朝以来的"三冗"、"两积"、"滥赏奢用"积弊。在变法的切入点与如何改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政见有异。对新法颁行后出现的弊害,力行罢废,操之过急,犯了与王安石同样的毛病,有得有失,应具体分析。不应以王安石划线,对其妄加诬罪。     

卢仝之死疑案探真

唐代著名诗人卢仝究竟是死于“甘露之变” ,还是因病自然死亡 ,学术界一直分歧较大 ,遂成为历史疑案。本文通过对有关卢仝事迹的资料分析 ,认为宋元笔记小说中所谓卢仝“罹甘露之祸”说荒诞无稽 ,应该推翻。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管子》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管仲，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因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而获“春秋第一相”的美誉。《管子》是一本记载了管仲言行事迹的著作，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多个方面。其中一些思想折射出当代尊重客观规律、优化国土资源开发、节约资源、防灾减灾的生态理念，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依然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