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生态研究与壮学构建

壮族生态研究就是对壮族社会群体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从学科进路的角度来看,壮族生态研究大多是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即或偶尔有民族生态学、历史地理学、生态伦理学的学者参与其中,其研究成果也仅占较少的部分。作为一个边缘的、交叉的研究领域,壮族生态研究需要在壮学中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而壮学仍在持续构建之中,需要壮族生态研究的参与,因为壮族生态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壮学的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而且可以提供科学的研究视角,增强深度和广度,从而进一步扩大壮学的学术影响力,增强其统摄性。     

贵州省从江秀塘壮族民居试析

秀塘壮族民居既有一般壮族民居干栏式建筑的特征,又具有其自身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是对当地环境高度适应的结果,带有明显的生态特征.它融入了强烈的"天人合一"色彩,还给子嗣留下了永继发展的可能,在生态人类学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壮族传统水文化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水文化是围绕水而产生的、与水有关的一切文化事象.壮族滨水而居,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因此形成自身丰富多彩的传统水文化.壮族的传统水文化对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不仅可以为壮族地区构建人水和谐机制提供传统生态智慧,而且还可以为应对水资源缺乏提供可能的路径.     

壮族的榕树崇拜

壮族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和供奉多神,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魂崇拜等原始宗教在壮族的宗教信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覃彩銮先生在《壮族自然崇拜简论》中对壮族的自然崇拜——土地崇拜、雷神崇拜、太阳崇拜、月亮崇拜、河神崇拜、山石崇拜、火神崇拜等作了论述,但未曾论及壮族对于树木的崇拜,特作此文,作为补述。     

壮族文化生态的竞生之美--壮族文化生态美研究之六

壮族文化生态的竞生之美表现为壮族人对现世生活的追求和对自身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其典型形态是壮族歌圩.壮族文化生态的竞生之美在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保持着对自然物的尊重和崇拜,没有产生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状况.     

广西壮族图腾文化研究价值

壮族图腾文化是壮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壮族先民对土地的关怀。壮族的图腾文化具有多维度的特点,是壮族先民对大自然认识的反映,是他们尊重自然的体现。当前,如何进行发展转型是广西壮族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探索蕴含在壮民族图腾中的智慧思想、文化内涵,再造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壮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浅谈中国传统智慧对景观生态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中国传统智慧的三重境界:技、境、道。无论是中国的艺术和文学等,都具有这三重境界。而代表中国最高智慧的中国哲学,也蕴藏在这三重境界里,大道至简,合乎自然。这给景观生态指明了发展之路。园林景观,应该将中国的传统智慧融入其中,既有山水画的自然升华,又有诗情画意的灵性。当园林景观最终达到返朴归真的"道"的层次时,景观生态也将实现天人合一,自然和谐。     

诗意的栖居——论张泽忠小说中的生态情怀

人类在自然中"诗意的栖居",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最生动的阐释,也是人类在自然中理想生存的抽象概括.张泽忠老师在其小说中为我们呈现了人类"诗意栖居"的所在.在这个诗意的家园中有作者永远怀念的侗乡风情,更其有意蕴丰富的生态情怀.     

人茶共生：布朗族茶文化话语中的生态伦理

芒景布朗族茶文化话语是布朗族世界农业遗产生境中衍生的文化再生产形式。布朗族通过茶的分类命名、茶魂崇拜、生态茶概念构建等话语形式积淀、存储了先民在茶文化生产、生活中生成的经验与认知，表征了布朗族发现自然、顺应自然、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观。茶文化话语还原了布朗族人茶共生生态理念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可为当前中国式新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壮族民间信仰研究的成果、独特价值及未来趋向

本文从自然崇拜、始祖崇拜、师公教、娅汪女神四个研究专题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壮族民间信仰研究的已有成果,探讨了壮族民间信仰研究的独特价值,对比了壮族民间信仰研究与全国民间信仰研究在研究动态和研究取向上的差异,并将其视为今后研究的突破口,认为壮族民间信仰研究有以下发展趋向:继续深化对民间信仰"壮族模式"的研究、加强对壮族民间信仰复兴和再造的研究力度、注重对民间信仰仪式实践的考察;并认为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得到强化.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

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时至今日已20年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学术界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呈现出的是分歧与共识并行的局面,但是这些讨论都促使这一具有结构论特点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本文拟就学术界在近20年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工作做一个述评.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其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等等.     

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

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之动乱最先在拉萨爆发,且此后该地一直为主要战场,故而这场以拉萨为主要战场的整个西藏地方的动乱局势被通称为"拉萨动乱".该乱事虽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但其性质不同于内地各省响应革命的行为,难以归于"革命"范畴,更不属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一部分.所谓辛亥"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并不妥当,称其为清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     

一多辩证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基于共同性意识构建的铸牢要求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吸附力和统摄力,一多辩证的基本问题关怀容括了人群社会之中“一”和“多”问题的共同存在。费孝通所提多元一体格局有着范围上的伸缩性,从个人到民族,再到世界性的存在,这种伸缩范围所体现出来的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共同性意识的建构需要基于多元一体的理解来构造出一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来世界将会朝向一种互惠共荣的文化自觉,这需要从中国文明立场上看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多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可能。从人之向善的共同性追求上寻求共同体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自觉将会有助于以共同性意识构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下的构造与铸牢的实践。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关于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是必然的,要做好保护工作,就要发掘其自身的生长要素,从而采取相宜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提高民众的自觉意识、实现可能的功能转换、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等几个方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要防止只做“搭台”的角色、搞“官员工程”、脱离群众、不看对象搞“一刀切”、过度开发和文化造假。     

《元朝秘史》版本流传考

《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相关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长期以来研究成果不计其数,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绩较大,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然而《元朝秘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继续扩展和深入的空间。例如在《元朝秘史》版本流传的考订方面,随着客观环境的逐步改善,某些方面已经有条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完善,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做些修正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