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     

新型城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功能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条件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功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重点关注。通过梳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发现新型城镇化面临少子老龄化与性别失衡的人口态势、日趋明显的家庭化迁移趋势、不断弱化的家庭功能、外部风险频发的宏观环境、严重滞后且情况复杂的中西部城镇化发展现状等挑战。将加强以家庭成员就业为代表的经济功能，以婚姻、生育、抚幼和养老为代表的非经济功能作为核心研究问题，提出包括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论与态势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经济功能与生计转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非经济功能与家庭发展、县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策响应及成本测算与优化等重点内容在内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框架。未来研究新型城镇化应体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分化特征及其治理方向——基于山东沂水县农村的实证调查

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通过对１６个典型样点村所作的参与式农村评估调查, 选取农户就业、收入和时间３个指标探索农户生计结构特征,并基于农户就业主导行为及其 地域差异,对农户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兼业和农户农业生产４种类 型进行了测算分析,以期准确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特征与趋势.结果显示:县城近郊农户生 计非农化突出,农户多选择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非农就业和时间投入与收入结构比例一 致;远郊传统农区农户自主非农化发展趋势明显,农户多选择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生计分 化行为与传统农区经济结构环境不一致;兼业农户非农化就业不稳定,但农户非农化就业的 倾向明显;农业生产农户多选择种植经济作物作为农业收入的来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经济 作物种植区,农户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潜力大.提出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分化 特征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针对性的政策安排.     

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

土地征收势必会导致农户生活消费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是土地被征农户维持并改善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用基于Logit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研究显示：土地征收显著提升了农户生活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且农户户主特征、健康与保障状况也对生活消费、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土地征收使得农民家庭的生活消费上升幅度为19.0%～22.2%;土地征收使得农户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分别提高了9.6%～15.5%和20.6%～20.9%;并且,东部地区农户相对中西部地区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更高、教育和健康投资力度更大。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土地征收制度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家庭差异,进一步引导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帮助不同地区农户实现生活平稳过渡,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城镇化进程与女性就业实证研究——以宁夏女教师数量变化为分析依据

在城镇化背景下,城乡人口的空间转移、城镇人口的快速集聚、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等,都极大地推动和改变了女性就业状况。为探求城镇化与女性就业之间的相关性,文章对宁夏义务教育阶段女教师数量变化与城镇化进程进行了相关分析,发现女性就业与城镇化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要促进女性就业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女性就业,就要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     

农民消费空间转向及其对“人的城镇化”作用

农村改革后,农业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空间结构调整使农民消费空间出现“内萎缩”、“外转移”特点,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乡村消费空间,农民物质消费空间、文化消费空间、服务消费空间纷纷向城镇转移并使多数农民拥有城乡双重消费空间。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具有耦合关系,它是人的城镇化先决条件和实现手段。如此,改善农村道路交通条件差,增加城市低端消费空间,开放城镇服务空间,不仅能推动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发展,而且可以以此为引擎和纽带,促进城乡空间对接和居民互动,进而促进人的城镇化发展。     

农民分化、地权诉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主体,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过程中,应重视农民分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改革创新。基于湖北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改革试点的经验调查,分析改革试点实践过程中,农民、村集体、地方政府、工商资本等多主体间不同的实践逻辑。认识农民与土地经营关系变化基础上的生计分化所形塑的农民分化,基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非农化家庭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半工半耕家庭以及纯农家庭仍对土地有一定依赖性,农民分化体现出差异性地权诉求。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缺乏对不同类型农户的识别机制,村集体难以适应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应加强农民分化识别机制研究,建立多元化退出模式,并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规则,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保障各类农户利益。     

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城市化的区域差异

区域差异是理解农民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起步时间和发展条件不同,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不同,造成农民城市化逻辑的东西差异。农民城市化的东西差异体现在城市化动力机制、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城乡空间跨度和城乡关系四个方面：东部地区在全域工业化基础上,形成了由市场先导和农民主动、全务工型、离土不离乡、融合型城乡关系等特征组成的完全城市化;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空心化基础上形成了由政府推动和农民卷入、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离土又离乡、寄生型城乡关系等特征组成的过渡型城市化,前者是高质量的稳定城市化,后者是低质量的半城市化。东部地区农民完全城市化的关键条件是其良好的区位条件下所形成的产业基础,而中西部地区缺乏产业集聚的区位条件,农民城市化并不稳定,将来需要在具备产业基础的大中城市进行二次城市化。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人的城市化”研究,应当超越单一的城市视角,发现农村,扩展城市化研究的农村视角。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分化为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贫弱阶层,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需求、婚姻挤压和教育竞争等成为推动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人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应当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返乡权。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新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主要挑战与路径选择

新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转型压力、城镇化发展滞后、资源环境约束较强、投融资机制不完善等诸多挑战,同时,也蕴含着巨大变革和创新活力。为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健全质量更高、结构更优的县域产业体系,促进发展方式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加快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绿色转型,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创新公私合作的县域投融资模式,建立社会资本的稳定投入机制;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县域协同发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充分释放县域改革红利,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     

发达地区农民城市化的路径 ——本地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家庭策略的融合

通过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城市化路径外在宏观条件和内在微观机制的分析,可以更完整呈现城市化的社会规律,反观当前的相关理论及城市化政策的问题。与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家庭的不完全城市化不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趋于完全城市化。多个发达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发达工业化基础上建立的本地劳动力市场是农民城市化的前提,其特征是就业机会丰富、就业时间充足与就业成本低廉。就家庭策略而言,农民家庭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家庭充分就业和家庭婚姻联结将本地劳动力市场优势转化为融入城市的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完全城市化。     

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兼论小城镇战略的当代转向

如何通过产业聚集、人口聚集、资源聚集的据点式发展模式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既是中国多元城镇化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首先,城乡社区衔接与村庄内部转型产生的驱动力是豫北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的首要维度,它具体包括现代化基础设施诉求、公共服务均等化诉求、第四轮翻建新房诉求,以及家庭生计模式转型的结构性动力等现实因素。其次,空间换发展的人地挂钩是豫北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政策驱动力,包括置换指标、市域配置、收益返还等操作机制。再次,豫北就地城镇化推进模式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下的小城镇已突破功能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窠臼,并超越了单纯人口蓄水池的制度安全阀功能,成为依托县域经济就地城镇化的推进模式和实现路径,是建构多元复合型城市化模式和县域城乡一体化道路从而实现有机城市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农民形成的三个维度分析——基于就业选择集的视角

以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的形成本源为出发点,对两者的本质进行识别,发现两者拥有不同的就业选择集合,现代农民拥有多个选择机会构成的就业选择集合。在此视角和逻辑起点下,从选择机会、选择能力、选择条件三个维度出发,揭示现代农民形成中非农就业机会增加 劳动力择优转移下农村人口代际优化 农业的企业化和农民的选择性就业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和作用机制,从而展现出现代农民的演进规律和形成路径。扩展的就业选择集合意味着对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形成现代农民生成的基本前提;农村优质劳动力率先的非农转移,导致农村人口生产的量质转型和代际优化,形成现代农民能力提升的内在路径;农业的企业化经营促进现代农民成长以及农与非农就业工资的收敛,形成现代农民生成的条件。据此,建议助推现代农民形成,政府应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以扩展其就业集合,加大农民人力资本投入以提高其选择能力,提高农业收益、促进农业的企业化经营以转变农民的农业择业条件。     

农民家庭策略下的镇域城镇化实践逻辑及其反思

立足农民家庭策略变化,基于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发展意愿两个维度分析研究,发现发展能力弱、村庄生活预期强且以发展目标围绕社会生活展开的农民家庭更多选择镇域城镇化路径。而农民家庭策略是不断变化的,镇域空间在农民家庭中的功能与定位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镇域城镇化的萎缩、内卷问题。但镇域城镇化及其空间发育建设对农民家庭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将农民家庭的个体选择与镇域空间塑造结合起来,一方面完善公共品统筹层级,构建与镇域空间相匹配的公共品供给与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盘活镇域空间的经济机会,重视农民返乡创业与地方小规模经济体的作用,确保农民镇域城镇化质量提升。     

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户生计变化分析——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

通过对武汉市江夏区被征地农户的调查,从农户的收入来源和水平、生活消费支出和农业生产支出、闲暇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等方面考察土地征收前后农户生计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的方向。研究表明:土地被征收之后,农户农业收入相应减少,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征地并不一定会减少农户总收入;土地被征收之后,农户的收入来源发生了较大变化,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增加,生产投入略有增加,用于农业种植、农业养殖的时间减少,休息的时间增加。提出建立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是解决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关键。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分化及特征分析——基于长三角858户调研数据

本文基于就业模式、非农职业层次、非农收入水平以及养老保障类型等多维度构筑了失地农民就业分化的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方法对长三角地区858户失地农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征地后,农民就业状况发生显著变化,总体上失地农民的短期非农收入和养老保障水平得到了一定改善,其中对中低层农民的改善效应尤为明显,但在就业模式和非农职业层次方面呈现出显著分化态势,未来可能导致失地农民在长期收入及保障水平的差距扩大,进而诱发群体分化的风险;进一步运用R-Q模型分析显示,人力资本是造成失地农民群体就业分化的核心因素,而征地用途、补偿方式等征地因素对失地农民就业行为演化也构成了一定影响.本文认为,新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要将促进区域就业增长和民生福利改善作为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在土地征用补偿政策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民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其个体及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以构筑促其市民化转型的长效机制.     

新时期农户“半工半农”二元收入结构的固化

随着中国农村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推进，农户现金需求的压力不断上升，农户消费呈现出实物需求、现金需求的二元倾向，农户的二元需求推动农户劳动呈现出“半工半农”的二元结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粮食价格的低迷使农户单纯依靠农业劳动无法满足家庭的简单再生产，农业劳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户的实物需求，非农业劳动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户的现金需求。这样，在劳动与消费二元化的情况下，为了增加农民的福利，必须要长期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变；改善农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环境；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转移。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消费策略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再生产与城镇化目标相绑定,带来家庭消费方式的变迁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农民家庭普遍面临着消费扩张而支付能力有限的困境。对此,农民家庭采取透支性消费、保留一部分农业“自给经济”以及代际“两栖”消费等消费策略,通过最大限度地调配家庭资源,甚至是透支家庭资源,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家庭再生产。当前农民家庭消费以透支为主要特点,这种消费模式在促进城镇化率提升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蕴藏着不良社会后果。基于此,扩大内需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刺激农民消费需求,而在于提升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     

基于不同农户分化类型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研究——来自陕西高陵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资产理论,将陕西省1469户农户依据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分为五种类型,研究农户分化类型及其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分析发现农户分化明显,五种类型农户呈现三个总的向度:一向度为农业人力贫困型和关系贫困型农户、二向度为非农负债发展型和富裕型农户、三向度为均衡发展型农户.分化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呈"U"型,负债发展型、人力贫困型和关系贫困型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旺盛,非农富裕型和均衡发展型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的需求不强烈.为满足分化农户贷款需求变迁特征,发挥农地抵押贷款农户增收作用,丰富分化农户生计资产,促使一向度农业贫困型农户向二、三向度农户转化,提出对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类型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行"差异供给"、创新农信社贷款产品、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就业培训等深化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改革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