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京道教宫观文化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自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天长现在北京地区落成后,便揭开了道教各个派别在北京地区传道建观的历史.以北京道教宫观为切入点,综观北京道教宫观的渊源,以及北京道教宫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与作用,可以看出,北京道教宫观具有传播和承载社会历史文化的功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同时也是北京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试析巍山彝区道教宫观与彝族宗教文化

本文主要分析和论证了道教在巍山彝区传播与发展过程中 ,建盖的青霞观、文昌宫、玄珠观、甘露亭、古石祠、长春洞等道教宫观与当地彝族自然崇拜、土主崇拜等彝族文化紧密联系。反映了道教在彝族地区传播过程中对当地彝族文化的影响以及对当地彝族文化的吸收     

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以唐代长安道教为例

唐代长安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宫观道士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这反映道教史上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唐代长安道士注重弘道,道教与儒释共同鼎立而为三教,道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乾隆朝的道教事务管理

乾隆朝是清代最为兴盛的朝代,为巩固统治,乾隆帝强化了各方面的专制举措,在宗教方面,乾隆帝对道教的管理主要涉及道教度牒、宫观的修造、龙虎山张真人与道士娄近垣以及神乐观的改革几个方面。为限制道教势力的发展,他重新制定和实施新的道教度牒和道籍制度,颁发多条道教宫观的修造禁令,对神乐观进行 “去道教化”的改革。同时,他还对龙虎山张真人及道士娄近垣的地位和权力进行贬抑,强化清政府对道教的管控。这些举措与乾隆帝本人对道教的态度有一定关系,并最终影响到上层道教在清代中后期的衰落。     

道教之尊——茅山圣地

茅山,原名句曲山,地肺山,位于江苏省句容市东南24公里处。主峰大茅峰,海拔372.5米。 茅山.中国道教名山,道教上清派发祥地,古有“三宫五观,七十二茅庵”之说。唐、宋为茅山道教鼎盛期。据《茅山志》记载,北宋时期茅山有道房5000多间,道士数千人。现茅山道院是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全国21处重点宫观之一。     

道教旅游文化与开发略论

道教旅游文化是中国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的宫观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为开展观光型旅游提供了绝佳的旅游资源 ,而道教圣地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又是朝圣型旅游文化热兴起的源泉。本文据此提出了对其合理开发和利用的具体措施     

元明以来北京丫髻山道观文化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五大宗教中,道教是惟一发源于中国,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被许多人称为“本土宗教”,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之根坻全在道教”,道教不仅与官方的信仰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在民间也有着其它宗教无法比拟的巨大影响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北京地区道教宫观众多,大小不一,建置各异。较为著名的有“五顶两山”,即东顶、西顶、南顶、北顶、中顶,丫髻山和妙峰山。其中丫髻山自元明成为官方祭祀中心以来,逐渐成为北京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民间仍有广泛影响。通过对元明以来丫髻山地区道观文化的历史考察,探讨其与官方、民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揭示这一地方文化传统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内在机制。     

论道教宫观建筑的衍变脉络

道教建筑并非于某个时点上突然出现，而是有着一个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也绝不是沿着某一路径作线性的衍化。从整个发展历程上把握，道教建筑的衍化呈现出有章可循的脉络特征，大体上说，道教建筑经历了由早期道人们用于修炼的山中石室到汉末五斗米教“领户化民”的教区，又到魏晋“斋戒致诚”之所的靖室，再到南北朝时期“以道化民”“招揽幽逸”的道观和道馆，最后到隋唐国家祭祀及祀神之用的宫观这一衍变过程。     

唐前志怪小说人仙恋故事与上清派仙女降真传道

唐前志怪小说中的人仙恋故事主要以仙女凡男类为主,其又可分为人仙相遇型和仙女降临型两种。人仙相遇型多侧重情感欢愉;仙女降临型则带有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其与六朝上清派的存思降真传道之法联系密切。受道教文化影响,志怪小说人仙恋故事中存在世俗化与神圣化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由道教人仙恋故事源自世俗又归于世俗的发展道路决定的,其随着道教对女仙的崇尚与改造而产生,最终又随着道教的世俗化而消解。     

传说与事实之间:道教与宋代社会的融和

对于道教玄妙而深奥的理论,宋人可能知之甚少,甚或完全无知,但他们却非常熟悉道教的各种外在仪式。随着道士和信奉道教之人大量渗透到民间,普通百姓不仅接触且逐渐接受了道教神秘而诡异的各种道术。在宋代,供奉道教神像的现象并不罕见,人们生老病死的过程似乎都有道教的踪影。在很多宋人心目中,道术有着无比神奇的力量,不仅可以驱鬼治病,还能延年益寿,也可使人与各路神灵直接交流,甚至能消灾纳福等等,几乎无所不能。出于某种功利性的考量,抑或是为了心灵和精神的慰藉,不管出于何种缘由,宋人格外虔诚地举办各种各样的道教仪式,这是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代民间信仰的直接体现,更是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侧面之一。     

《西游记》中的道士形象浅析

《西游记》中刻画了众多道士形象,其中有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的太上老君,有卖弄权术、荼毒生灵的妖道,还有道法高超、气度不凡的地仙之祖镇元大仙.本文通过解读这些道士形象,试图挖掘其中蕴涵的文化意蕴:一是明代道教日趋世俗化;二是明代儒释道合流的大环境;三是明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     

唐传奇仙境描写的文化学考察

仙境是道教神仙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神仙人物的落脚点,也是道教彼岸世界的物质环境。从方仙道开始,仙境一直是道教建筑其神仙谱系的重点之一,因此道教关于仙境的叙事,不仅成为道教小说的内容,如《十洲记》、《神仙传》,而且波及六朝志怪小说的洞穴描写,进而影响了唐传奇的创作,丰富了传奇小说的叙事艺术,提高了传奇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学意义。     

曹雪芹的无神论思想——兼论高鹗的神权观

曹雪芹的无神论思想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有大量体现,其中虽然写了许多神仙的故事,但是这些神仙的名字都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警幻仙姑;而地名则叫大荒山,无稽压,太虚幻境等等.曹的用意十分明确:这些不过是渺、茫、空、幻,荒诞的无稽之谈,属于"贾(假)语村言",和此书不记何年何代,地点可南可北一样,都是为了给此书蒙上一层虚无飘渺的色彩,以掩盖其现实严肃的政治内容.曹雪芹虽写了一系列神话故事,但一写到现实的和尚,尼姑,道士,道婆一类人物,大都采取揭露和批判的态度.与高鹗在后四十回中大量传播神权和因果报应得封建迷信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南岳衡山的民俗文化

南岳衡山的民俗文化是在崇拜衡山山神司天昭圣帝的基础上 ,融合佛、儒、道文化与民间文化、民俗民风于一体产生的。这一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为元旦朝圣、南岳庙会、八月香火等三种基本形式     

论道家神学化的历程及其对仙道诗的影响

道家是哲学而非神学，它之所以被道教依附上，有其內在的神学基质。道家以“道”为宇宙本体是道教“体道成仙”的终极依据，成为道教最高的神学哲学范畴；道家的养生理论建立在独特的人体结构理论基础上，成为道教修炼道术的学理源头；道家还是神仙意象的最早创造者，这一意象为后起的道教直接取资。道家被神学化的历程，同时鲜明地体现在仙道诗中。     

《神仙传》中描绘的道术神通世界

葛洪的《神仙传》在记录大量神仙传记故事的同时,描写了神仙具有的奇妙莫测的道术。这些道术的罗列和描写是道教变化观的形象化体现,展示了神仙具有的超自然神性的宗教特质,既突出了道教神仙的超越现实的宗教品格,也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对以后仙道小说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白玉蟾对南宋道教科仪的创新--兼论南宗教团的雷法

白玉蟾是南宋著名道士,被尊为金丹派南宗五祖.白玉蟾的南宗教团倡行内丹道,并将内丹修炼与斋醮仪式相结合.白玉蟾在斋醮科仪申融入雷法的仪格,以增强斋醮济世度人的法力,这既是宋代雷法盛行的时代背景所决定,也是白玉蟾对道教斋醮科仪格式的创新.     

从天命鬼神看孔子的人文情怀

春秋时期,随着德性主体意识及人文精神的崛起,神道设教宗教意识形态发生明显变化,逐步为人道、人伦、人文关怀所取代;孔子借天意以明志,知命义而精进,敬鬼神而远之的天命鬼神观念,鲜明表现了这一趋势;孔子天命鬼神观所蕴含的人本主义精神,既不同于道家的自然主义,也有别于墨家的实用功利主义,对传统文化及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发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