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皇”与“五色帝”——巴蜀的古史体系与古老信仰

[摘要]“三皇五帝”是中国上古传说时代帝王与先圣的合称,关于这一概念的指代、内涵和文化特征,中原和巴蜀文献皆有记载但各有不同。“三皇五帝”一词始见于《周礼》,但“三皇”“五帝”具体为何,自西汉以来众说纷纭。中原“三皇五帝”虽有不同说法,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三皇”以产生方式演变来划分,“五帝”则是依血缘关系、功德高古来联系。在中原“三皇五帝”体系外,地处西南地区的巴蜀,也有独特的“三皇五帝”系统：三皇即“天皇、地皇、人皇”,是为“三才皇”;五帝即“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五主,或“赤帝、白帝、黑帝、青帝、黄帝”,是谓“五色帝”。“三才皇”代表了“天、地、人”三才一统的哲学观念,“五主”代表了西南地区多元一体、和谐共存的文化形态,“五色帝”则与巴蜀大地流行已久的“五行”观念、“五方”意识、“五德”价值密切相关,表现了气吞八极、涵盖四方、形上形下、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情态。     

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这是中华民族《创世纪》的神话传说。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其说不一,但都是指夏、商、周“三王”以前的远古原始时代。东汉郑玄以伏羲、女娲、神农(炎帝)为“三皇”(《路史·后纪·女皇氏》)。司马迁则只从“五帝”说起,以黄帝、高阳、高辛、尧、舜为“五帝”。我国少数民族对于“五帝”,除高辛外,几乎毫无所知。却有许多民族知道盘古;知道伏羲、女娲,把他们当作创世祖,并且把葫芦作为这两位共祖的合体来崇拜。那么盘古又是什么呢?据闻一多考证;盘古也就是葫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史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论盘瓠故事与古氏族部落迁徙及融合的关系--兼论盘瓠故事和传说遗迹的史料价值

盘瓠与盘古氏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物,代表着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社会状况.他是帝喾高辛氏时代的氏族部落首领,徙于今湖南泸溪后,氏族部落发展壮大,与土著蛮人结合,成为蛮人尊奉的祖先之一.其后裔逐渐南徙,传说和遗迹遍布于江南地区,反映出"五帝"时代江北、江南氏族先民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比"三皇"时代又进一步.     

尧、尧文化与现代文明

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长期以来与舜、禹一起被视为古代圣王政治的典范。我国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列尧为“五帝”之一,将其看做华夏文明的开创者。尧的时代,在中国的古籍中被列为信史的第一章。今河北唐县,相传就因为是唐尧封地而得名的。《尚书》首篇即为《尧典》。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虽然记载了尧以前的黄帝、颛顼、帝喾,但文字简略,篇幅不足全文的四分之一;而且内容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率然轻信。对尧以后的记载,却具体生动,涉及广泛。司马迁在篇末指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     

《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谱系合理性探究

《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五帝谱系,历来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从现存文献记载归纳出的四种五帝谱系来看,其基本框架是一致的,只是个别世系略有差别。从民族学的角度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五帝之间并非直系血缘的父子、子孙关系,而是氏族、部落发展过程中的分裂与分化。五帝谱系不是五帝的家谱,而是对于中国上古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的反映。     

炎黄年代及“三皇五帝”历史研究的新进展

最近几年,以炎黄历史和年代研究为核心的“三皇五帝”传说历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折。2003年以前．认为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考古学的“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一直是学界主流认识,而主张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其历史和文化在考古学的“仰韶时代”仅是极少数学者的认识。2003年王先胜在网络发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后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现在“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已经式微,而“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已成为学界主流观点和认识。关于中国史前史的轮廓与框架,目前可以通过《中国史前史(“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简表》等几个简表来了解与把握。     

华胥氏的历史传说与考古文化史实

华胥氏在历史传说中是伏羲氏的母亲。其实,华胥氏是氏族或部落之名,“华胥氏”就是“花须氏”,亦即“花芯氏”,即崇拜“花芯”的氏族部落。该氏族部落首领是华夏民族重要的始祖之一;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彩陶以“花叶”纹为主,应是华胥氏族的主要后裔;甘肃秦安大地湾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中,出土的“华胥氏”女神像说明该类文化居民也是华胥氏后裔,为“华胥氏”是华夏民族的共祖提供了依据;蓝田是古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华胥氏后裔的繁育之所。     

说“蚩尤”

说“蚩尤”田晓岫一、蚩尤是农部落的名称蚩尤见之正史，载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因其有与黄帝争战失败的经历而闻名。历代史家为之作注。首先想说清楚的问题是：蚩尤何许人也？裴马因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又转引《汉书音义》臣瓒引《孔子三...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探析

依据相关史料探析了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情况。唐朝与印度在乐舞方面互有交流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乐舞作品和乐器两个方面。在乐舞作品方面,唐朝的《秦王破阵乐》和“击瓯”等音乐节目都曾传入了印度,而印度的《霓裳羽衣曲》、《菩萨蛮》、《南天竺》、《望月婆罗门》、《苏合香》、印度七调等也曾传入唐朝,并对中国乐舞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乐器方面,印度的凤首箜篌、五弦琵琶、铜钹、答腊鼓、都昙鼓、毛员鼓等也都传入到了唐朝。     

独尊法术的速亡——秦王朝政治文化选择的历史教训

从春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绝对皇权和民本主义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思想交锋,百家争呜是这种思想交锋的体现.孔子、孟子和吕不韦是民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在认可王权的前提下,力主限制之,维护初级的人权;韩非等法家主张把皇权绝对化,扼杀人权与平等意识.两大政治文化主张在秦统一后,因焚书坑儒,致使限制皇权的声音从此消声匿迹,文化生态受到空前破坏.这种极端的文化环境促使了秦王朝迅速灭亡,也从长久的历史上阻碍了人权、平等与民主观念的形成.     

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李世民之谜”的心理分析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杰出皇帝,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人物。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探讨,心理分析有助于破解这个集“凶徒”和“明君”于一身的人物留给后人的谜团。和隋炀帝相似的夺权路径使他成为背负心理镣铐的创大业者; “贞观之治”的千古功绩和他的人格特点密不可分;杀兄逼父,折射出封建体制下矛盾无法和谐解决的死结和人性阴暗面的凶残;不合理行为的背后,掩藏着明君“做秀”与心理焦虑。     

试论宋初谏诤的修己观——以《太平御览》的“谏诤”门为例

《太平御览》的"人事"部,分设有多达7卷的"谏诤"门,主要摘录先秦至五代典籍中有关"谏诤"的言行。"谏诤"门的设置,可看出宋初统治者对"谏诤"的重视和开国时推崇儒教、施行仁政的统治策略。尽管在宋代后来的政治中,受政治模式衰落的影响,谏诤的政治功能日益衰微,然而"谏诤"事例中体现的修己、内省的思想,能发现宋初文臣对统治者提高个人修养的刻意要求,有一定的道德借鉴意义。     

略述《星轺日记》的史料价值

《星轺日记》系沈炳垣奉命典四川乡试,由京师入蜀,沿途记其见闻撰成。是书记载了沈炳垣由京师出发,经直隶、山西、陕西、四川到成都的道里里程,对途中的先哲圣人祠墓、风景名胜、寺院古迹都有记述,至于各地土地的肥饶、民俗的勤惰、年谷丰凶贵贱也不乏述陈,而对壬子科四川乡试,记载尤为详尽。从另一个侧面,该书也反映出主考官地位之尊和清末官场的一些习气。     

义和团与孙悟空

直东时期的义和团众崇拜孙悟空等神怪,并以之为附体之神灵。孙悟空形象对义和团的影响主要是晚清猴戏普及性演出所致。猴戏的动感状态对儿童少年具有天然的诱惑力。猴戏的舞蹈化动作,同样鼓惑起了团众的动感本能。猴王崇拜的心理还重新锻造了少年团众的童贞气象。美猴王的神怪出身和非凡能耐,促动了团众中少年儿童的超人幻想。团众童子军一系列的打教抗洋事件,再现的恰是现世猴王的叛逆行径。孙猴子七十二变的超凡本领还激化了团众改变自身命运的冲动。孙悟空形象对团众的影响呈现出消极和积极两类因素,其反叛特性激发了团民抗击外侮的志向;孙大圣大闹天宫、戏弄权威的举止,则启迪了团众戏弄官员、虐待教民的行为。孙猴子身上崇高与反崇高的特性皆反映在少年团中的行为之中。＂悟空＂的神圣性和＂猴子＂的戏耍性,拼合出了其高度对立的共同体,此类双面人格锻造了义和团童子军团的双重性格。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3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汉代经学中的家法和师法辨析

经学师法是汉武帝设立师法博士的产物。家法一词东汉中期后才出现,可以指章句,也可以指称师法。师法包括经文本的文字、篇卷以及师法博士关于经的各种解说,重在经学的恢复和创新;家法重在经学的传承,家法一词的流行与东汉十四博士之后不再增设师法博士有关。夸大师法和家法的区别不符合两汉经学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