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贡献度及协调性分析

针对城市化三个子系统,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学、物理模型和GIS技术研究了山东省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贡献度及其协调性的空间差异,结论如下:(1)山东省整体城市化类型属空间导向型;(2)山东省17地市的城市化有显著空间差异,济南、青岛的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青岛市的经济城市化水平一枝独秀,威海市的空间城市化水平最高;(3)现阶段山东省整体城市化协调度仍处于拮抗阶段.最后,提出了有利于山东省"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就地城市化中的经济、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晋江市与巩义市为例

选取福建省晋江市和河南省巩义市的相关经济的、人口的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指标,建立就地城市化指标体系,对两市经济的就地城市化、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的发展指数、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两市近几年经济的就地城市化快速发展、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快速推进,而人口的就地城市化相对滞后,形成了两市就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失调环节.提出当前我国就地城市化发展较快地区的经济、人口和环境发展失调问题,为其他地区的就地城市化工作提供借鉴.     

中国“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的耦合性研究

城市化作为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所构成的复杂运行系统,其内在要素的耦合性程度高低对于城市化的正常运转及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文章通过对“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的综合测度及耦合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基本呈现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的运行格局;其经济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东部地区为主,人口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中部地区为主,空间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西部地区为主;我国的人口—经济城市化、人口—空间城市化、经济—空间城市化及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总体均处于耦合性的拮抗阶段,但就空间分布来看,人口—经济城市化、人口—空间城市化、经济—空间城市化呈现为多数省区处于拮抗阶段、少数省区处于低水平耦合和磨合阶段的发展状态;而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却全部位于低水平耦合和拮抗阶段。     

福建城市化演进的结构性问题

本文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福建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展大大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究其原因,直接原因在于城市化演进的特殊性,是在"二元经济结构"强化背景下、在需求与供给不对称条件下、在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脱节情况下、在非市场化方式下推进城市化的;而深层原因则在于结构偏差导致的结构性障碍,严重制约了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进而极大制约了城市化发展.加速推进福建城市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偏差的协调.可供选择的路径主要有加快工业化进程以带动城市化;加快服务业发展以推动城市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促动城市化.     

巴西城市化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兼与中国城市化相比较

巴西是世界上经济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相当高.它的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属于过度城市化模式.在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城市贫困等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属于滞后型城市化模式.纵观巴西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要注重城乡统筹,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且走生态城市化之路.     

山西省城市化发展定位与模式研究

城市化的核心是解决农村人口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产业聚集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小城镇建设是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然而,山西从人口和产业聚集以及财政收入、经济基础、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不支持全面城市化,而县城作为一个县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中心,是城镇人口主要聚集地和产业流向地,已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符合"增长极"理论的发展要求,县级城市化是山西城市化长期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费孝通小城镇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考察与类型比较法。费孝通教授认为,中国城市化应走小城镇模式;小城镇的发展是乡村工业带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他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区等经济区域的建设思路。     

主动城市化: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依托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而又紧密关联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一方面,中国借助高效率的工业用地审批制度快速承接了全球加工制造业的转移,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全球分工地位;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和开发区作为承载工业化的主要平台,形成了被动的粗放式的"城镇化".这一独特道路内在地规定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也导致了"后危机"时代的困境.经济结构调整内在地要求社会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化,要求目前仍占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主动融入现代工业社会.农耕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集中是主动城市化的生产力基础,推动着农村居住模式走向集中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主动城市化之路:农民向乡镇集中居住、乡镇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提升城市功能、中小城市与核心城市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城市群系统.主动城市化需要低成本、高效率的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机制,而不是成本高昂的特大城市建设模式.这一长期过程中更需要土地财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规划制度、产业制度以及社会管理制度等的系列配套.     

城市化指标体系探讨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城市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通过定性分析,综合考虑城市人口、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地域环境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采用实用、简捷等原则建立了衡量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同时运用多元统计方法中的聚类分析,以湖北省为例,对其36个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分析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城市化的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更好地推动城市化建设的步伐.     

中国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化研究:直面社会与经济双重困扰

人口是建立社会与经济之间联系的中介变量,人口空间分布又是全球性问题。当代中国,移民作为城市化的结果,其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在人口、经济和社会互动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则是人口城乡和区域空间分布演变的主要内容。在时间层面上,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演化内生于人口数量和结构转变;在空间视阈下,人口地域分布适宜性包括城乡和区域两方面内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事实,发现时空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和实践指导价值。作为第一人口大国,谋求社会与经济稳定发展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之基础,中国人口与发展再次行至十字路口,人口研究不能刻舟求剑;其不仅是重大学术性命题,更是社会、经济性实践难题。研究分析需要立足中国实情,贯穿全文的逻辑主线是人口转变和空间分布,主题是人口、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目标是建构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理论体系。     

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与环渤海城市群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

城市群作为区域增长极,它的发展可以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并通过集聚效应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形成良好的产业布局。而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城市群,近年来一体化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入手,对比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经验;分析环渤海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经济联系现状;探讨针对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环渤海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应如何协作,以流通产业为先导,合理调配资源,实现区域经济的长足发展。     

热问题的冷思考——关于我国城镇化道路的反思与探索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形势的日益明朗,城镇化问题也成为未来我国扩大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和热门话题。然而近些年,我国在探索城镇化发展道路上,由于发展方式的误导,衍生出了诸如大中城市普遍出现交通拥堵、人口膨胀、就业难、贫富差距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病"问题,而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则出现发展相对缓慢的困境,城乡二元格局一度拉大,甚至诱发了农村的"空心化"以及一系列的留守人口问题。基于对这些热点社会问题的冷思考,一方面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也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市内部因素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

文章从城市主体行为出发,结合城市生产率、城市居民税负等构建城市人口解释模型.基于2008-2011年全国101个代表性城市数据,利用残差分离、门槛回归技术展开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城市便利度呈正向关系,与居民税负、征地成本呈负向关系;城市内部因素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路径为“影响因素—城市房租水平—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生产率具有决定性影响;城市生产率、城市便利性对城市人口的影响,越过人口规模门槛后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国沿海三大都市圈中城市人口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迥异.     

以城市为主导统筹城乡、区域和谐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实际上是农村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现在,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然要向城市主导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就要求区域经济发展应以城市为重点,推进城市化战略,统筹城乡发展,在此基础上构筑城市经济圈,统筹区域发展。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应打破行政界限,顺其自然地构建城市经济圈,因市制宜地探索城市经济圈的发展道路,逐步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城市为主导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结果表明：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我国人口城镇化都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在此基础上,从我国现存的外部制度和内在的经济发展方式两个层面分析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最后提出三项建议：一是中央应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和改革;二是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三是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应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去等。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创新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恢复补偿性增长,使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但城市的盲目蔓延造成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严重,城乡关系不协调,存在二元经济结构.针对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城镇化应该加强大中小城市与重点小城镇的协调发展,采取严格的措施,实行因地制宜、节水、节地、节能、低碳的发展方式,逐步走上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农村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省农村城镇化水平发展较快 ,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该文通过对江苏省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 ,认为区域差异的根源来自于动力结构要素水平的差异 ,即各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上的不平衡。因此 ,各地区在制定各自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时 ,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单一、固定、僵化的模式将会限制城镇化的发展。     

信贷规模与配置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研究--基于LMDI的乘法分解

与基于技术关系的工农二元转化城镇化动力分析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关系出发认为信贷作为市场经济预付资本的主要构成对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起始动力。基于LMDI乘法分解可对信贷规模、信贷在不同类型城镇化间的配置结构和信贷效率对城镇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应用统计数据进行分解。分析结论为：一是坚定不移地发展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其对我国城镇经济发展具有根本驱动力;二是防止经济体制的逆市场化倾向和大力促进城镇市场化改革是提升信贷效率和推动城镇经济发展的关键;三是增加信贷的规模,特别是在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时,有利于城镇经济增长;四是适当地引导信贷由北京、上海等一线超大城市向二三线特大和大城市转移以有利于我国城镇经济的整体发展。     

新疆南疆三地州城乡二元结构研究

缩小新疆南疆三地州城乡二元差距,对于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从城乡收入、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等方面分析了南疆三地州城乡二元结构,研究发现:南疆三地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城镇化发展滞后,区域发展不均衡,二元结构制约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在分析南疆三地州城乡差距成因的基础上,从利用差别化产业政策和对口支援机制发展优势产业,提升喀什在南疆三地州发展中的增长极,适度控制人口数量,提高劳动者素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等方面,提出了缩小南疆三地州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     

城市化与产业发展

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正相关关系,不仅为发展经济学所证明,而且为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所证明。城市化一定要有产业支持,坚持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三位一体,切忌"空壳"化。没有农业支持,城市的人口就很难生存;没有工业化,城市化就缺少动力;没有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城市劳动力很难充分就业,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就很难提高;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