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为外国”论商榷

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近来对讲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应不应该有所选择,有所避讳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活跃,这是学术界二十多年来对民族关系史讨论的继续和发展。为了把讲述民族关系史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统一起来,孙祚民同志在《民族关系史与爱国主义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各独立民族国家‘互为外国’”的观点(见《光明日报》1984年6月27日),这实际是孙同志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只能以汉族统治者所建立的王朝疆域为标准     

师范院校“推普工程”的实践与思考

师范院校是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前沿阵地。为落实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精神，实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目标，几年来，我校始终不渝地把语言文字工作作为突出师范性、实现师范院校培养目标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目前已初步构建成了以实现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为近期目标，以实现师范院校培养目标为终极目标，以提高水平、培养习惯为工作核心、以教学、宣传、活动、考核四系列有机结合为主线，以科学的管理体系为动力，以健全的规章制度为保证，以“专入专管、求实创新、持之以恒、环环相扣、多管齐下”为方式的具…     

从“痛恨”谈起

《出师表》有“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句。“痛根”一词。按今义讲为:“深切地憎恨。”(《现代汉语辞典》)。但就《出师表》来说,这样解释,就说不通。因为先帝(刘备)自称承嗣汉朝基业,决不会对其臣下流露出憎恨汉家君王之意。     

《蛮夷律》与汉武帝在海南设县初探

西汉初年，在新纳入统治区域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继续实行《蛮夷律》。汉武帝时期，在南方地区实现“初郡”政策。通过对比汉朝在海南岛的治理措施，可知“初郡”政策与《蛮夷律》精神是一致的。汉朝在海南岛的统治，受到当地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放弃了在海南岛的直接管辖权。这表明，随着汉武帝时期新纳入统治的地区增多，以中原经济核心区为支撑的《蛮夷律》,在实施过程中受到扩张成本等的限制。     

“刑天”补释─—兼谈殷墟卜辞中的首、面、天三字

“刑天”补释─—兼谈殷墟卜辞中的首、面、天三字冀小军（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威以舞。”“形天”之名，古书中或作形夭、刑夭、刑天。袁河先生认为，依义当以“刑天...     

“掌故”一词的由来

“掌故”原是一种官职,从汉朝开始,“掌故”就是太常所属太史公的官。专门管理国家历史的故事,所以叫“掌故”。 《旧唐书·职官志》中载:有“内侍掌故”与“州郡掌故” 的官职。分掌宫廷及各地流传的故事、轶闻、考证等。唐代的翰林学士有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一句古语,最早出现在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书中说:“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引自《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意思就是说,汉景帝的三儿子刘德(被封为河间王,谥号献)喜欢搜集古籍,研究学问,并注重辨别古书的真伪。每当他从民间获得真书善本,总要完好地誉写一份,外加金帛赐予原主,却把真本     

我校文科项目列入“七五”规划

我校文科7个项目列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国家教委确定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第一批重点项目及国家重点科研课题研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第一批重点项目的有: 1、张岂之教授负责的《近代伦理思想史》(同时也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 2、周伟洲教授负责的《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与南京大学合作);     

清华简《系年》“徒林”考

从语言文字和历史地理等角度看,《系年》及包山简地名“徒蔷”即先秦楚薮“云梦”.楚简“徒蔷”、《禹贡》“云土梦”、《楚语》“云连徒洲”、《晋语》“徒林”皆为“云梦”异名,其差异是由时、空以及语言因素造成的.     

《语言文字法》拒绝“国语”名称的原因和合理性——从“国语”好还是“普通话”好的争论说起

很长时期里我国一直以“国语”称谓国家通用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陆该名为“普通话”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就此展开热烈讨论。尽管要求恢复旧名的呼声非常强烈，但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仍坚持使用更改后的名称。文章探讨了个中原因，并结合国外经验对此作了论证。     

从《乐记》到《声无哀乐论》——中国音乐美学的独立之旅

汉朝的建立和五行学说的风行,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力图找到宇宙论的根据,从而形成《白虎通》的音乐论体系;而《淮南子》则承庄子而采儒家及五行思想,却难以弥合其中的缝隙。汉朝的灭亡和音乐本身的发展,中断了儒道两家音乐论以政教为鹄的取向。于是在玄学大兴的背景下,嵇康以道家音乐论为基础,改造了《乐记》以“乐”为核心的儒家音乐论,初步建立了一个以“声”为核心的新的音乐美学,实现了音乐美学的独立。     

试论宋代在湘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统治

<正> 封建统治阶级在湘鄂西地区推行的“羁縻”之制由来已久.据《后汉书》载,战国时,“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比爵不变”.秦一统天下,仍沿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之制.汉朝,据《十道志》载,高祖时的酉、辰、巫、武、沅五溪之地,仍为巴氏五兄弟分辖,各为一溪之长.唐代,羁縻之策发展成为定制,遍设羁縻州县,大封土酋为官.在这样的基础上,宋朝承袭、发展并完善了“羁縻”之制,     

以人为本，构建“五维度”作文教学框架

关于“写作”的概念，《语文课程标准》的诠释是：“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余秋雨先生说得更为直接：“作文，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表达和沟通，”而同行们对现在小学生作文水平褒贬不一。     

再释《桃花源记》中的“有汉”

《桃花源记》一文中的“有汉”通常被翻译教材译为“有过（经历过）汉朝”,然而笔者通过查找资料认为,以往的翻译理解存在偏误,因此著此文试做探析。同时以“有汉”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及诸家观点的整理,又进一步探讨了“有＋朝代名”结构的“有”的用法及语义。     

刘勰“隐秀”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的契合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隐秀》篇是全书唯一残篇，其中蕴含的文艺思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寓言作为《庄子》文章的一大特色，内容极为丰富，却历来被作为文学史边缘学科，历代文论家也不曾对其展开专题论说。从哲学基础看，道家之“道”与“自然”及衍生出的辩证思想、“言意之辨”为刘勰提供了养料。从意蕴层面看，“隐”为“隐秀”与“寓言思维”相通处，“秀”为刘勰的理论与庄子的寓言实践共有的创作特点。从艺术风格看，以“自然”为基生发出的素朴与华丽，二者异中有同。对刘勰《隐秀》篇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内涵的互通性作比较阐释，是对刘勰“道心”隐微的开掘，也是打开残篇“隐秀”文学创作理想和庄子寓言文艺思想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2004年“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年11月19—23日，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和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出版工作者、在校研究生等近百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讨论，内容涉及学术回顾与学人纪念，中外政治、经济交往以及文化交流等几个方面。兹将其研究与讨论的情况综述如下。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蒙藏交往始于阔端和萨班”说质疑

王辅仁、陈庆英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云：“在历史上抛开传说,第一个和西藏发生关系的蒙古王室成员是阔端,而不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①又说：“阔端从和林回到凉州时,已是一二四七年初,直到这时,萨班和阔端才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②樊保良撰《蒙藏关系史上的两位拓荒者──阔端与萨班》一文③,重申王辅仁、陈庆英的观点。此说影响颇大,似乎已成定论。笔者谨就平时读书所见,对此作一些粗浅的考证。一、问题的提出藏文著作《述说大蒙古地区佛教源流之胜教宝明灯）（以下简称《胜教宝明灯》云：“藏历第四饶炮火兔年…     

“事绝言象”义正

“穷理尽性 ,事绝言象”是谢赫《古画品录》对陆探微的关键评价。对“事绝言象”一语 ,注家解释纷纭。王伯敏《〈古画品录·续画品录〉注释》谓 :“此处的‘事绝’ ,即是指画家对所要描写的事物 ,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了解。‘言象’即是以形象来表达。”[1](ｐ.7) 俞剑华《历代名画记注》释此句为 :“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2 ](ｐ .13 7) 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所附《〈古画品录〉点校注释》 :“‘事绝言象’意为陆作画 ,绝不为表面非本质的东西所掩盖。”[3 ](ｐ .13 6)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则解释为 :“绘事能超越言象述写以外…     

20世纪中、日、俄三国关系的历史经验

陈景彦在《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3期中撰文指出，20世纪的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回顾与反思这一时段的三国关系史，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经验教训：第一，两强凌一弱雄辩地证明了“落后挨打”的必然。第二，处强邻之间只有自立自强才是惟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