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命周期与背景风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包含13 000个客户资产配置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收入风险、房产风险等四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在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第三方存管、基金、黄金和理财等四类风险资产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和财富效应均显著存在,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呈现非线性关系,房产风险对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则表现为挤出效应。     

金融素养视角下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研究

负债和流动性资产配置是家庭的重要经济决策。我国家庭负债的持续攀升导致13.5%的居民家庭具有财务脆弱特征。本文以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效果。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金融素养的作用效果表现为风险转移效应、风险分散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投资组合分散化和信贷约束缓解等理性行为来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对财务脆弱性有更大影响。推动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水平,能够更好地引导家庭适度和合理地负债,有效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     

金融约束政策批判

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金融约束论”具体包括三组政策 :对存贷款利率的限制、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和对资产替代性的限制。结合我国国有金融仍处于垄断地位这一基本国情 ,我们认为需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金融约束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对“金融约束论”的三组政策进行了批判 :限制存贷款利率是否必然为非国有部门创造租金机会 ;国有金融垄断下是否应该继续施加市场准入限制 ;资产替代限制能否保证国有银行稳定运行与发展。最后对金融约束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探究。     

居民家庭金融理财投资风险防范与管理

家庭金融理财投资指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为了让家庭财产保持其原有价值或者有所增加而展开多项投资活动,最后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在进行投资之前,务必充分研究自家财务状况,比如资产配置问题、经济承受能力,并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理财知识及专业人士给出的意见,对家庭投资结构、资产配置展开合理整改.同时实时掌握和资产有关的内容,以及科学管控投资环节可能会出现的风险,从而令家庭资产收益达到最大化.     

金融约束与家庭创业收入:城乡差异与政策取向

金融的核心功能是支持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活动,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金融约束会限制家庭创业和创业企业的效率.基于CHARLS2008数据对金融约束对城乡家庭创业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城乡家庭创业普遍受到金融约束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存在城乡差异,农村创业家庭面临更高程度的金融约束.创业家庭人均资产每增加1万元,城镇和农村家庭创业收入将分别增加1080元和1306元,缓解金融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收入的边际作用更大.因此,未来应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改变传统的抵押和质押等以自有财富为基础的融资方式,缓解金融约束并提高家庭创业收入,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市场的完全性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研究

传统金融深化理论存在内在缺陷,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配置效率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以银行机构主导的单一的组织结构为特征的金融体系无法对风险资源进行合理引导和有效配置.因此需要从市场的完全性出发,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措施来完善金融体系,进而提供更多的风险性的异质金融权证来完成对资源的配置.     

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影响家庭金融素养吗——基于CHFS2017年数据的分析

过往的金融素养研究集中在经济领域,忽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金融素养关系的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分析发现：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构成三要素中,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和家庭职业地位（ISEI）对调查对象的金融知识、金融风险态度和金融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宏观层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金融素养相关。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影响家庭金融能力,而家庭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态度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影响。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构建金融变量与社会变量的新分析路径,并为家庭资产建设提供具有社会政策取向的支持性建议。     

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和异质性

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之间的关系由U型→U型→倒U型转变,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的关系由倒U型→倒U型→U型转变;本科以下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遭受健康冲击会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因此,应加快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医疗、住房、养老和教育保障力度,有效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释放家庭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促进现代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趋同与差异:中日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与对策

家庭金融投资的目的在于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变迁极大地对动了中国和日本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趋同.然而,面临相似的风险,中国和日本应对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策略却有所不同,日本政府、金融中介和投资家庭的互动更加有效地保障了日本家庭金融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退休冲击、信息获取与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兼论老龄化背景下家庭的养老选择

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退休人口数量呈日趋增长之势,而家庭资产是否能合理配置以及资产回报率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养老安全。基于此,利用CHFS微观调查数据库,细致考察了个体退休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结果显示,退休将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率,这一效应主要通过便利信息获取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增加信息关注、促进社会互动与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退休主要通过增加存款类低收益资产与债券类固收资产的持有而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对于低债务杠杆家庭、城镇家庭以及高收入家庭,退休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讨论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家庭养老方式的升级,即退休人群不再单纯依赖子女与社会的传统养老方式,而是更倾向于选择自行投资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进行养老,这更有利于保障未来的养老安全。     

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完善国有经营性资产风险监控体系研究

国有经营性资产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有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监督缺失是资产安全问题频发的直接原因。目前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安全实施直接监督的主要有国资委和商业银行两套系统,但两套系统“两张皮”的体制现实,以及两套系统内部存在的体制性缺陷,导致监督的软约束和风险的失控。完善风险监控体系,目前要从强化政府(国资委)的监督职能,完善监督的体制建设,配套可操作的高灵敏度的监控手段等方面入手,实现监督的职务功能的激励约束和资产权益的维护相互衔接。应对之策主要是:强化风险监控意识;构建相对独立的国资安全监督机构;建立风险控制的信息网络和平台,引入金融政策和金融手段加强监控。通过融合上述两套系统的监督功能,增强约束和激励的刚性,提高监督效率,强化资产监控的广度、深度和时效,把国有资产经营风险控制在所有权可承受范围内。     

后危机时代我国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防范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大力推进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变化,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我国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国民投资行为不规范、个人承担风险能力较弱等因素的影响,家庭金融投资无疑具有较高的风险,存在较多问题.结合后危机时代背景,针对我国家庭金融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思路和对策.     

外部冲击与中国城镇家庭债务风险——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家庭数据,分析我国城镇家庭的债务风险水平,并对面临宏观经济冲击下的城镇家庭债务风险进行参数和非参数压力测试。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失业冲击而言,房价的向下波动对家庭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更大。在模拟场景中,当房价下降幅度超过30%时,家庭债务风险快速上升。失业冲击对家庭债务风险有显著影响,失业保险对于缓冲失业冲击带来的家庭债务风险水平上升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家庭资产集中于房产,家庭债务集中于房贷,且当前房价正出现波动,应警惕不利经济冲击带来的家庭债务风险扩张,以维护金融稳定。     

人工智能职业替代与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增强，而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的变化会影响微观个体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本文将Frey&Osborne(2017)计算的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概率的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相匹配，考察个体职业受到人工智能冲击概率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家庭户主职业受人工智能冲击较大时，家庭更倾向于不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并且保持更高的储蓄率，该影响主要存在于户主为男性、低教育、年轻组以及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经济脆弱性即落入社会贫困线以下的概率、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的参与度是职业替代率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可能途径，职业可替代性更强的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脆弱性、更少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具有更保守的投资偏好，降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本文首次提供了人工智能职业替代对家庭金融不平等影响的直接证据，对我国在新技术冲击下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论资产收益权的法律性质与风险防范

近年来,以各类资产收益权为标的的金融投资产品在市场中频频出现,但资产收益权本身的法律性质却至今在法学理论及立法实践中未见明确界定。本文从多个角度对资产收益权的物权属性进行了分析、论证,并结合实务经验对以资产收益权为标的的金融产品的相关风险提出了防范建议。     

中国转轨经济增长中的金融约束分析(下)

金融约束理论是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总结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而提出的一种适应发展中国家采用的理论与政策体系。文章在对中国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因素做了分析后 ,认为中国转轨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了金融约束政策的结果。同时 ,文章也分析了实施金融约束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认为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程 ,金融约束政策的使命已基本完成 ,需要实现从金融约束到金融市场化的转变。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公有经济部门的战略性改组 ,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 ,建立竞争性的金融体系 ,加快利率的市场化     

中国转轨经济增长中的金融约束分析(上)

金融约束理论是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总结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而提出的一种适应发展中国家采用的理论与政策体系。文章在对中国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因素做了分析后,认为中国转轨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了金融约束政策的结果。同时,文章也分析了实施金融约束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认为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金融约束政策的使命已基本完成,需要实现从金融约束到金融市场化的转变。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公有经济部门的战略性改组,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建立竞争性的金融体系,加快利率的市场化。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从广义资产证券化视角透视互联网金融

作为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结合的新兴业态,互联网金融以其快速发展、潜在风险和对传统金融业的冲击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互联网金融不是简单的"互联网+金融",而是在互联网时代金融市场的重构和广义资产证券化过程,它重新定义了货币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将促使现实经济不断向无摩擦一般均衡市场状态演化.因此,不仅要关注互联网金融运营机构自身的风险情况,而且要着眼于互联网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建立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公正、促进市场主体交易活动效率提升的制度体系,鼓励有利于完善市场机制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建立基于市场功能的监管制度,并完善信息披露和交易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