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现代性--兼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是认识之源、价值之源,是所有人类精神意识的最高表现与成就,是事物的现实性的标准,"理性化"因而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有必要运用理性与理性化概念来解释有关的对象与事实;要深化对现代性的理性本质的认识,而五四运动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有所不足;中国现在还不是侈谈"后现代"的时候,在现代性的进程上,无疑我们与西方社会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现代性的许多规范,我们还未建立或完善起来。而规范是需要理性来建立与完善的。     

我国“以房养老”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以房养老"为缓解政府、社会及家庭养老的压力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作为有效的养老方式之一,已开始被包括老年人群体、政府及银行等相关机构所关注。但是,目前以房养老模式在我国推行仍存在各方面包括法律层面的阻力。因此,我国以房养老制度的顺利推行,首先要在借鉴我国以及西方国家以房养老模式的若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以房养老在我国的适用状况及推行中受制约的因素;同时,根据以房养老的法律性质,探讨我国以房养老的运行方式以及运行所需的制度环境;最终为该制度运行过程中所涉及的阻碍和困境,提供法律层面的解决思路。     

养老支持力中的"精神赡养"问题——试以"空巢家庭"为例

中国现正处于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的社会转型时期,"未富先老"的国情使养老问题十分严峻。而在养老支持力涉及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三个方面,精神慰藉是赡养支持力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一个特殊的家庭模式———"空巢"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危机可以看出精神赡养问题的重要性。     

《民法典》中的"德治"精神——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43条

《民法典》第1043条充分展现了现代德治精神,在中国民法立法史上属于首次.考察历史沿革,"德治"思维在中西方各有渊源又不尽一致.《民法典》针对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通过旨在维护良好家庭生活秩序的专门条款,将德治理念在法典之中予以正式确立,既弥补了传统中国家庭伦理秩序缺乏制度性建构以及当代立法缺乏道德内容的不足,又弘扬了以美德为中心的中国法制理论传统,对当前抵制家庭暴力的现实需求做出了有效回应.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法治对不道德行为做出严厉否定评价的同时,亦对德治进行有效的正面倡导,唯有如此,国家法律制度与家庭伦理秩序才能实现一体化发展.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立法思想、刑事立法原则和司法制度亦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受人本主义精神之影响,贬低神学权威,重视人的生命及价值尊严,强调人的重要性,折射出中国传统法律缓和社会压力、追求和谐及"以人为本"的理性之光。     

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实施“以房养老”可行性与对策研究——以南宁市为例

中国自20世纪末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老年人口占比速增、空巢化失能化加剧、社会家庭个人养老压力剧增等特征,"以房养老"作为一种补充性社会化养老方式,可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化解老龄化所带来的矛盾,但上海等发达城市"以房养老"试点效果不甚理想。研究表明,南宁市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省会城市具有制度环境、经济基础、房地产市场、金融业等"以房养老"供给和需求的特殊可行性,进而通过针对存在的制约因素,采取顶层设计、消除认知障碍、细分老年群体、转变思想观念等措施,推进南宁市成为全国率先顺利实施"以房养老"的突破口。     

也论“内幕交易”

我国证券市场是新兴市场,"内幕交易"行为影响社会和谐。如何针对立法和执法的缺陷,完善相关法律规制意义重大。应该在立法上明确界定构成"内幕交易"行为的几大要素,还要加大处罚力度禁止泛滥,维护市场公平、秩序和投资者合法权益。     

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中的角色变化研究

长期以来,"反馈模式"下的家庭养老模式一直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养老的主要模式,家庭养老在人们的观念中就是养儿防老,儿子是家庭养老的主体,女儿在家庭养老中处于边缘的地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家庭养老出现了新变化、新趋势。在现代社会,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中更多地扮起了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的角色,变化背后有制度、文化、社会环境的原因。女儿参与家庭养老保障了老年人的养老安全,完善了中国的养老体系,构建了和谐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性别观念。     

法美学生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

法美学在现代人文理性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法律生活,它集中体现了科技理性与伦理理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生产方式与人性的统一,目的在于把人的法律世界还给人本身,使人在法中能够诗意地栖居,使法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但是,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却直接动摇了现代法律存在的根基,"现代性危机"直接导致了法律的"总体性危机".科学理性造成了法律的科学化倾向,伦理理性造成了法律的伦理化倾向,后现代的非理性更是造成了法律的非法律化倾向.传统的"上帝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法学范式无力解决现代法律的"总体性危机",也无力引领法学步入更高的境界.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科学发展现的指导下进行重大法学理论创新,通过构建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的法美学,为中国现代社会提供法理依据,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可能的审美的法律生活.     

生态秩序“二元构造”的法治化模式研究——对哈耶克社会秩序观的反思

风险社会的现代性诊断范式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已然步入高风险、多危机的生态失序和环境危机时代,回应型和反思型生态秩序的构造提上日程。传统唯理论建构主义的"一元理性"秩序构造模式过度强调人类理性,忽视了自生自发模式的内涵性延展功能。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观认为秩序的生成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人为的或建构的秩序,一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基于此,生态秩序的构造应该对唯理论建构主义进行矫正,秉承"二元构造"的秩序生成模式。由于生态秩序超现代性的特征,传统道德、习俗惯例与宗教等自发约束手段社会控制的功效减弱。因此,现时代需要运用理性发挥法律控制的基础性工具作用,在不断试错与人类理性的累积下以法治促进生态秩序的健全和发展。     

国企"法定代表人"权力腐败现象的法律透视

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权力腐败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自90年代以来"穷庙富方丈"是人们形容国企财富再分配的一个生动比喻,在国企纷纷倒闭的同时,一批身为国企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厂长)百万富翁却脱颖而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人们已从道德批判、内部人控制等诸多方面进行过探讨,本文从法律制度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当前我国部分国企法定代表人权力腐败的症结在于经济转型时期法定代表人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因此,要想遏制此种腐败现象,必须坚持标本兼治,从抓大案要案尽快步入到立法建制和制度创新上来.     

论现代性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

中国人的现代化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来看都是由两条基本线索构成的:一是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和超越;一是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本文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内涵及"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进行了理性的考察与分析,揭示出现代性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以引起人们对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作更深层的思考.     

韦伯与桑巴特比较视角下的现代社会起源——兼论中国现代性之发端

现代社会的起源是社会学追问的一个本源问题,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以"俭"与"奢"的精彩对决,从西方社会的文化密码中破解了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的合理性,但这对立的两极又回归至现代性困局的一致忧虑。理性的全面殖民和主体的过度弘扬,不断指向人们反思个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理想。较之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本土儒家文明的冲突中演变和发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与西方的对话与融合中,塑造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需要不断建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秩序。     

“以房养老” 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目前,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到200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1.49亿,占总人口的11.3%,"养老""如何养老"成为老年人共同关心的话题。"以房养老"作为一种养老模式的补充,正进入我国城市养老的视野。那么,"以房养老"离我们有多远,是否适合国人养老观念,可操作性如何,实施的效果怎样,遇到的难处是什么,这一切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热门话题。     

深度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的法律保障及完善路径

我国已基本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享受养老服务是老年人的核心权益,国家正在推进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社会养老服务的服务类型复杂和保障基准难以确定,在社会养老服务的法律保障上也存在诉讼缺乏可说理性、高位阶法律文件缺失和政府职责划分不明的问题。要完善社会养老服务的法律保障,一是应从宏观原则出发,确立以平等尊重和全面保障为社会养老服务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二是在微观上,需以标准化、管理、责任三种功能分别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来完善社会养老服务的法律保障体系。     

当代宗教——“现代性”的精神避难所

启蒙的理性助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传统超越性的宗教神权体系也土崩瓦解;但随着现代社会全球化的发展,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泛滥,心灵秩序的感觉化,现代性和现代性问题的凸显,导致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失范,价值虚无化,人生的无意义感。而宗教这种超越性的东西却满足了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成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寄托。     

试析老龄化社会与日本的"看护保险制度"--兼论中国的养老社会化应强化生理和心理的保障功能

日本的"看护保险制度"对中国有参考借鉴作用.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核家庭"已不能承担起夫妻二人要照看四位老人的重担.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是与经济发展和经济承受力不协调的是,中国过快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要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必须走养老社会化之路,在养老问题上必须从传统社会的"家庭中心论"转变为现代的"社会中心论".中国仅有过去的注重经济资助的养老保险还是不够的,中国的养老社会化应大力强化生理和心理的保障功能.     

法治思维下的“老赖现象”探究

"老赖现象"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常见现象,也是法律无法有效解决的一个难题。"老赖现象"的普遍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的利益,是对法律以及道德底线的一种挑战。通过分析发现,"老赖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社会诚信价值观的缺失;二是人们法治思维的欠缺;三是契约精神的匮乏。在社会主义法治下,要有效解决"老赖现象",必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诚信价值观;培养人们的法治思维,强化法治观念;弘扬契约精神,建设法治国家。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清末民初家庭财产继承中的民事习惯

清末民初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是开始朝着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还在延续。法律之外,民事习惯在规范人们的行为、维系社会秩序方面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民事习惯甚至有着"准法律"的效用并为人们所认可。清末民初各地流行的家庭财产继承民事习惯存在不少差异,尤其在无继嗣者遗产处理及与女性相关的财产处理方面的民事习惯,往往差异更大,反映了不同地区的民俗民风。这要求人们在研究社会史、文化史时,不可一概论之。传统的家庭财产继承中的民事习惯,有些是合理的,在社会发展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有些民事习惯深深地打上了宗法社会的印记,有的则纯属陋俗,成了不良文化的载体。这些习惯与现代人的精神相距甚远,或格格不入。它告诉人们,一方面在立法时要考虑传统民事习惯中合理的成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移风易俗、弘扬现代人应有的法制精神,使新的法令制度得以认真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