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由西汉而至东汉 ,士人对“不遇”问题有一个由感伤而走向思考的情感历程 ,而他们对屈原的阅读评价也有一个从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问题中 ,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们动情的触媒 ,思考的参照 ,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们特别深切的关注 ,而这样一种关切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于是 ,在他们的情感活动中 ,阅读屈原与思考自身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激发 ,促动着情感活动的深入 ,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就随同对“不遇”问题的认识而发生变化。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 ,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 ,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 ,他们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 ,遂汲取儒学尊道自贵的人格力量 ,将退避自守的无奈转化为持文娱道的自觉 ,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静来面对命运的坎坷。这样 ,他们的阅读屈原也就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 ,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规范 ,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 ,屈原形象中的个人愤世之情被弱化 ,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 ,并从此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     

屈原《远游》析说

《远游》之篇目,虽不见于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然而自东汉王逸以来,学人便一直认为是屈原的作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则明确指出这二十五篇是《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     

关于屈原作品的流传与真伪

在汉代,最早提到屈原其人的,从现有文献看,是西汉初年的贾谊。《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这就是著名的《吊屈原赋》。但贾谊只是伤悼屈原的不幸遭遇,而未曾涉及他的作品。最早涉及屈原作品的,是淮南王刘安。后来则有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的司马迁,以及刘向、班固、贾逵等。王逸《楚辞章句》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这表明两点:(一)刘向、班固、贾逵等人曾为屈原作品做过注释解说。这些到王逸时还曾见     

楚辞派初探

楚辞派,又可称“屈骚派”。最先注意这个文学流派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里指出,楚大夫屈原创作了以《离骚》为首的一批作品,倾诉自己为国事而生发的“忧愁幽思”,嗣后便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文人,“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写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见称于世。继司马迁之后,刘向编辑《楚辞》和班固序《离骚》时,把这一流派的成员扩展到了西汉,认为贾谊、枚乘、淮南小山、司马相如、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扬雄等,皆宗法屈原,“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们的意见,获得了后人的认可,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叙》说,不仅楚人以屈原作品相教传,到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经章     

“离骚”题辩

关于“离骚”的题义,自汉以来,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在《离骚赞序》中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在《楚辞章句》里道:“离,别也;骚,愁也”。而近人呢,又有把“离骚”训为“牢骚”的。究竟哪种说法妥贴,除了上述说法,是否还可再作别的解说? 对“离骚”这个诗题作如何的解释,关键在于对它们的训诂,其次还要考虑到全诗的意     

屈原不事他邦的原因

关于屈原不事他邦的原因,后世论者,自然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汉人多责怪屈原不事他邦,连司马迁也说:“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但他又肯定其“誊顾楚国、系心怀王”。未熹以下,论者多从三方面来说明屈原不事他邦,即:楚族同姓不当去,赤胆忠君不可去,热爱祖国不忍去。并举此三者大加赞赏。笔者以为,这些并非屈原不事他邦的决定因素。     

贾谊人生悲剧的再认识

贾谊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悲剧性人物。后世之人公认贾谊短促的一生是一幕悲剧,但对其人生悲剧酿成的原因,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司马迁撰《史记》,以贾谊与屈原合传,虽不便明论是非,然而对二子惋惜悲悼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司马迁自己就是屈原、贾谊一流人物,寓已之愤怨于《屈、贾列传》之中,今后世读者莫不为贾谊的人生悲剧哀痛惋惜、愤愤不平。刘向不避忌讳,直言贾谊“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汉书·贾谊传》赞)班固持论较刘向平和,云“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同上)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谈谈《离骚》中的女媭

屈原《离骚》:“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这女媭是谁?汉代以来,一般以为女媭是屈原之姊。清代汪瑗始立异说,以为“媭者贱妾之称”,其后许多研究者相继否定王逸旧说。但我们比较研究的结果,深感王逸之说难以否定,女媭确是屈原之姊。王逸说:“女媭,屈原姊也。”①宋洪兴祖说:“《说文》云:‘媭,女字也,音贾侍中说:楚人谓女曰媭。’②……《水经》引袁崧云.‘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须,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县北有原故宅,宅之东北有女媭庙,(?)衣石犹存。’秭与姊同。”③朱熹亦以为“女媭,屈原姊也。”④可见以女媭为屈原姊,自汉以来无异说。唯郑玄注《周易》。说屈原之妹名女须。⑤但近人朱季海先生考订:“郑氏《易注》亦当作姊,今《诗疏》引《易注》及《郑志》并作妹者,缘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离骚》“求女”指意探微

关于《离骚》“求女”的蕴意说法甚多,然以王逸的“求贤臣”之说最为确当。“高丘之女”象征楚国王廷里的近臣;“下女”象征即将成为楚王近臣的楚国地方官员或楚国贵族;他国之女象征其它侯国的臣僚。屈原“求贤臣”的目的乃是希望通过这些贤臣的帮助,获得楚国或他国国君的信任,以顺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论王充对屈原思想的承传

屈原的思想、精神对于王充产生了相当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对天、天道的看法上 ,对人德行的评价上 ,博学兼容、主体自觉的精神上 ,对时弊的揭露、批判精神上。这种思想上、精神上的影响对王充思想的形成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 ,正是由于王充承上启下的作用 ,使屈原精神在浙东学术中得以发扬光大     

初唐“四杰”与《楚辞》

"四杰"作为初唐文学革新的前驱者,在反对齐梁文风方面是一致的.他们所提倡的都是儒家传统的诗教观,这很容易导致对屈原产生偏见,王勃和卢照邻就曾经对屈原有所指责.骆宾王、杨炯对于屈原的认识与王勃、卢照邻又不同,他们两人都不曾贬低过屈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使王勃和卢照邻对于屈原的认识在后期也有所改变.在创作上,"四杰"都受到了<楚辞>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作品的内容方面,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四杰"对屈原都有着明显的继承.     

刘命清对庄屈关系的特殊阐释——以“不得志而怨”为视角

明遗民刘命清《庄屈》一文指出,庄子与屈原皆因不得志而生怨情。虽然,刘氏所论不乏肤阔牵强,却揭示出庄、屈在思想感情上的相似之处。同时,从更深的层面看,庄屈并称的论题在明遗民中并不罕见,虽立论各有不同,但都寄托了他们试图弥合生存与节操的良苦用心。     

痛苦的自由抉择--屈原《楚辞·卜居篇》的存在主义解读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殉道者,他的殉道精神受到了后人永远的景仰.但他在选择殉道的过程中,并非平静从容的,而是经过了灵魂的激烈的较量的.<卜居篇>表明,屈原在忠而被谤、遭到流放的情况下,内心焦虑彷徨,本欲通过占卜决定命运,以获得精神突围.但屈原忠贞的个性使他无法逃避选择,而是勇敢地承担了选择的痛苦.<卜居篇>是一位伟大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白.     

从屈原与伍子胥的关系看端午节的起源

屈原与伍子胥出身相同,经历相似,容易产生相同的思想感情。伍子胥是屈原的精神导师之一。屈原多次赞扬伍的忠贤正直,表示要浮江入海,追伍殉国。屈原自沉日期与伍子胥自刭日期亦很可能相同。因此,端午节纪念的人物应首推伍子胥。     

《天问》写作年代和地点推测

《天问》的写作年代和地点问题,历来存在异说.如果结合屈原的经历、楚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天问》的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作综合考察,可知屈原自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即被贬为"三闾大夫"."三闾"乃邑名,在汉北;其间因汉北在秦、楚大战中为秦所占,屈原曾一度返回郢都并出使齐国.从齐国归国后屈原又回到汉北,由于受到稷下思想及《诗经》传统的影响,屈原便于楚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10年),在汉北"三闾邑""书壁而问"创作了《天问》一诗.     

论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

比较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颇有意义。两者都注重反映现实、褒善贬恶,追求写人传神、叙事精彩,赞同文学源于生活,提出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肯定屈原作品和汉赋,运用以文传人的立传方法与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相同之处体现出实录精神。两者不同之处是创作倾向的区别、文学源泉认识的差别、美刺理论重点的不同、评价屈原作品和史记之异。不同原因在于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状况不同、文学风气不同、两人思想认识不同。     

以注解屈原抒写君国情怀——陆时雍《楚辞疏》与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注释之比较

明末士人陆时雍与清初遗民周拱辰均有价值较高的《楚辞》注疏作品传世。二人年龄相仿,又为同乡,交游甚密。陆时雍身为明末士人,周拱辰则身跨明末清初,属清初遗民,二人的《楚辞》注本表达的思想倾向亦有明显差异。在对待君王的态度上,陆时雍的注疏表现出内敛中庸的理学倾向及对君主充满拥护之情,周拱辰却不虚隐君主之过,愤慨狷急之情溢于言表;在对屈原“死节”的评价上,陆时雍认定为“悁行”,周拱辰则认可并赞扬屈原的“死谏”。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具有宏阔的视野与充满实在内容的历史分析.郭沫若对于屈原否定论的批驳,对于王国维南北学派差异的新的阐述,对于屈原思想的分析与心理的描述,都具有总结性.而对于屈原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的意义,又都作了超越前人的深化的论述.虽然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有一定的主观化、简单化的缺点,有一些论述根据也不足,同时屈原的形象又再一次被一种新的意识与现实需要所重新塑造,但较之以前的楚辞学研究,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