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学派:日本现代儒学的地域样本

所谓九州学派,就是从楠本正继开始的脱离了传统儒学即旧学的新型的学术形态。与受西方哲学影响而创立于幕末维新期的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不同的是,九州学派的"学统"或"道统"可上溯到江户中期,所以九州学派似乎更具有日本传统的神儒合一的特色以及传统书院教育的诉求。如果说楠本正继是九州学派的奠基人,那么他的两大弟子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便是九州学派的两大领袖。冈田基本上属于阳明学的践行态,而荒木则属于阳明学的学问态。冈田宏识博通,而荒木绵密精微;冈田倾心于阳明精神与神道教的结合,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和庶民化;而荒木则倾心于阳明学与佛学的研究,致力于阳明学的理论化和精致化。尽管九州学派现已逐渐衰微,但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兴旺于世纪之交的九州学派,却在楠本学和冈田学的旗帜下,在日本现当代思想史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影响力。     

日本江户时代道家思想传播之考察

宋学在镰仓时代前期传入日本后,经过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研习,到日本江户时代逐渐成为主导学术思潮,在此期间,道家思想也成为儒学崛起的利用工具之一,而得到发展的契机,遂至以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列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义》为代表的道家文献在江户时代广泛传播,成为日本学人研读老列庄的首选注本。此时期道家思想之生发,既是佛教衰微和儒学崛起的矛盾提供了契机,更是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学术思潮中,日本学术、社会发展自律的结果,也有诠释学、文献传播学、心理学方面的原因。江户学者对道家思想多抱持为我所用的态度,道家思想虽始终未取得主导地位,但思想被儒释二教选择性受容,滋养推动了日本新思想的诞生。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江户儒学

日本的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 年)是一个儒学日本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一个教育勃兴的时期。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过多种途径传到了日本。藤树书院是日本最早的书院,其学规几乎全盘照录揭示。以山崎斋著《白鹿洞书院揭示集注》及《白鹿洞书院集注序》为契机,儒学者开启研究和传播《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潮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考察当时的儒学者们如何理解与接受这篇学规,不仅有助于了解它给江户时代学校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也给研究同时期日本接受与发展朱子学等儒家思想提供了依据。     

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儒学产生于中国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传入日本大约在距今1500年前。儒学传入日本之后,与日本传统文化如神道、佛教以及武士道等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学。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发展的高峰期。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之后,幕府大力提倡儒学,从而形成了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义学派等各种不同的派别。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对日本的政治、思想、教育、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山崎闇斋的"脱佛入儒"及其佛教批判

缕析被视为山崎闇斋与佛教决裂而以一介儒士或朱子学的信徒昭告世人的宣言书 ——《辟异》就会发现,该作乃是一部采撷朱熹、李退溪、薛敬轩、黄东发等朱子学者的"辟佛"言论而成的佛教批判集.虽然《辟异》之作谈不上是山崎闇斋独创性的思想发明,但其高扬朱子学之大纛、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且又与德川幕府进行政治合作,对近世日本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儒佛论争的东亚思想史视野予以考量的话,山崎闇斋佛教批判的理论话语和思维形态并没有溢脱出中国宋明理学"辟佛"论的藩囿,但从日本历史发展及其思想论争之变迁观之,其彰显出了日本近世由佛向儒的意识形态转变面向.     

罗钦顺与日本朱子学

在东亚儒学的发展中,不论中国的明(1368-1643)、清(1644-1911)时代,或是韩国朝鲜时代(1392-1910),乃至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8),朱熹(号晦庵,1130-1200)思想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朱子学往东亚传播的过程中,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号整庵,1465-1547),对朱子思想提出修正观点,也引发了触媒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乃以罗钦顺《困知记》为线索,择取德川时代藤原惺窝(1561-1615)、林罗山(1583-1657)、贝原益轩(1630-1714)等三位朱子学者的思想为例,探究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者对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思想的受容,以呈现东亚朱子学发展的面貌。     

复归"先王之道":德川日本古学派"家礼"思想的批判

德川日本时代的儒家知识人在摆脱佛教丧葬仪轨束缚后,全面继受朱子《家礼》并积极倡导先王礼制中的"古义"思想,将死生观建立在《家礼》仪式的日常实践上,这是日本社会受容朱子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为使儒家生命礼仪进一步本土化,并论证德川时代家礼与中国"先王道统"一脉相承的合法性,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知识人主张跳出宋儒"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观,从"道者统名"的角度重新理解"先王之道"与家礼中"孝弟之道"的关系,并试图在批判宋儒礼学的基础上证明华夏儒学道统的"日本化".古学派通过对家礼思想的本土改造,其本质是要在东亚儒学世界的彼此对视中重新界定"华夷观",对"他者"文化解构的同时彰显"自文化中心主义".     

近世日本的排佛融儒：以丧、祭礼为视角

近世日本深受儒教影响。在该时期，朱熹《家礼》中的丧、祭二礼尤为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并拥有广泛的研究基础和深入的实践基础。然而，在寺请制度下，佛寺垄断了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丧祭事务。为了摆脱佛寺的控制，神道群体吸收并挪用儒学知识，从而构建起了系统化的神道葬祭礼仪。在该过程中，早期的吉田流葬祭仍然保留了一定的佛教元素，然而，自吉川神道与垂加神道的开创者吉川惟足、山崎暗斋开始，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儒学知识，并在参考儒礼的基础上实践丧、祭礼，显示了排佛融儒的学问倾向。不仅如此，为了凸显神葬祭的纯粹性与历史延续性，垂加神道的后继者与国学神道者或将儒式神主改造成神道式灵玺，或引述神代卷来解释儒礼做法，试图抹除儒礼元素，以此“复兴”古神道之法，从而走向了儒礼的“神道化”。这也是近世神道群体在丧祭层面自主意识的显著体现。最终，神道群体的自主意识酿成了幕末神葬祭运动，而儒学知识充当了排除佛教并实现神道自立的有力工具。     

杰出的政治家、学者——新井白石

作为一位集武士、知识分子、行政官和学者于一身的新井白石是日本新户时代的杰出人物,其不仅在政治、儒学等方面成果卓著,而且还在历史学、语言学、人文地理等诸多学术领域都颇有建树。对之介绍,以使人们对这位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代名臣有所了解。     

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

本居宣长是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在日本被誉为江户时期四大国学名人之一.他以“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为治学目标,极力排斥儒学思想.其一,探求“古道”,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通过日本的古文辞学,根据日本的古典著作阐述“古道”,认为儒家思想和佛教曲解和遮蔽了日本“古道”的真意,试图摈弃儒家思想和佛教.其二,推崇“神”,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否定中国儒学中重视天命、轻视“神”的思想,推崇“神”,割裂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并且在日本哲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三,提倡日本精神,排斥儒学思想.本居宣长主张通过古神话、古传说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求日本精神的文化的本质和源泉.他推崇的日本至上优位论,以及日本精神,被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向外扩张的理论来源,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和无尽的伤痛.     

民国时期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

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向来没有被作为民国时期朱子研究的主要观点而予以讨论。这与他思想后期鲜明的唯物辩证法立场不无关系。但通过对李石岑朱子学研究的重新梳理,可以在他完整的朱子学论述中发现以往被忽略的价值,如他对程朱思想的禅宗溯源、对宋儒思想实质的判断、坚持朱熹“理气一元论”的主张、以禅宗“五位法”解释程朱思想、以人生哲学为角度思考朱熹思想等。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独到的创见,也对现代朱子学研究有许多启发意义。     

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的玄学思想

嵇康与嵇喜虽为手足,却是魏晋时期不同社会思潮的代表,嵇康赠其兄之《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既展示出魏晋士人迥异的人生追求,亦折射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冲淡玄虚而又理性冷峻的文字,映衬出嵇康高洁的心性和超逸的风神。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闽儒黄道周先生“仁”的思想试析

作为儒者,黄道周不乏对“仁”的见解。在对“仁”之由来的理解上,黄道周承继程朱,认为“仁”来自于天,人内心之“仁”的根据在于天地宇宙具有的道德本体;在关于求“仁”途径的分析上,黄道周秉承朱子,把“格物致知”认作是“求仁”的具体方法,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回复到“天地之性”,从而拥有“仁”;在有关“仁”之效用的看待上,黄道周把“求仁”视为个体生命的需要,认为只有获得“仁”才能成就个体的生命价值。黄道周本人毕生行止也提供了诠释其“仁”之思想的极佳范本。     

明代潮州儒学概说

明代是潮州儒学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潮州交替兴落。本文重点分析潮州学人上承朱子之学，又受陈白沙学的沾溉，最后接受阳明学说，形成潮州三门学派的过程。对薛侃、林大钦、唐伯元诸人学说，予以扼要介绍。指出明代潮州儒学注重学术实用性，内容上以《礼》学为核心，有明显伦理学倾向的特点。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借用经典注释的形式创造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这种传统和思想创构的内在思想机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缺少深入的探究。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可能是借重经典注释而创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或方法。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若干实例可以说明朱熹是如何运用跨文本诠释方法的;同时,朱熹将理学的主要概念一以贯之地全部注入对语、孟、学、庸的解释之中,则是融贯性诠释的范例。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定向的紧张和冲突。两种定向的简单表述即是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一部诠释作品就是两种内在定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思想“化石”。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之形式与体系之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朱熹都是成就最突出的。但是朱熹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和抹煞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以及语孟学庸与二程学说的不同。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朱熹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等围绕共同尊奉的儒家经典,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和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并具体结合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任道为宗”：宋濂的学术传承和理学思想

宋濂作为明初最重要的理学家和文学家之一,理学传承可上溯到朱熹和吕祖谦,文学传承可上溯到方凤。宋濂在理学上没有固守一家之说,而是综览百家之说,丰富自己的理学思想。对于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宋濂不偏向于一家,而是调和二家之说,提出自己的明心、识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