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从理欲之辨到以人为本

理欲之辨是维持传统政治秩序的根本观念之一,在古代它被"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本主义所取代,造成理欲之间的对立。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以人为本,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人欲"得到肯定,满足此欲的"天理"也获得了新生,欲和理由对立走向统一。由于理欲观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它影响着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国家政治,所以非常有必要从传统的理欲观这一新角度上来探讨人本主义之内涵。     

戴震的人性哲学及其启蒙意义

戴震是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不仅对"宋儒以理杀人"提出控诉,而且通过对理欲关系的重新诠释为宋明理学推崇的天理祛魅,借此解构理学"以理杀人"。具体地说,他从气化流行入手揭示人性的基本内容,强调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在肯定人欲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上,呼吁遂欲达情。作为戴震人性哲学的核心命题,"理者存乎欲者也"对理欲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和价值。     

两种理欲观的对峙--王夫之批判李贽的根源剖析

在理欲观上,李贽主张人欲等同天理,私欲即为公利,认为人的欲望是真、善之物,从而认欲为理;王夫之认为人欲不能等同天理,理欲"同行异情",主张以公私区分理欲,存公欲去私欲,以理统欲,以理节欲.该文分析这种理欲观上的深刻分歧,以及王夫之对李贽的批判,并在二人的学术背景、对佛禅的态度、社会立场以及生活的态度等问题上作进一步剖析.     

关于宋代理学理欲、义利争论的几个问题

从情欲、义利、理欲三方面对理欲、义利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欲、义利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对于以"天理"、"义"即道德为准兼及生存所需的利,他们是肯定的.相反,对违反"天理"、"义"的私欲、私利则是极为否定的.     

"公""私"之辨与"理""欲"演变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由理学和心学的纷争引发的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逻辑转变,肇始于群体"公共空间"和个人"私人空间"基础上的"公"私"之辨,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由本质论向存在论的回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天理在人心"的提法虽为"私"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开启了门缝,但也为天理的确认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度",即如何让"理"来引导"欲".     

对戴震批评朱熹理欲观的再认识

戴震指责朱熹冥心求理 ,致使理与事、理与欲歧而为二 ,从而使天理扼杀人欲。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在理欲观上 ,朱熹的“天理”并没有脱离人之欲望。朱熹与戴震一样 ,都主张以理节欲。戴、朱道德哲学有许多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 ,并非根本对立     

朱熹之“理”的价值内蕴与路向

继轨前贤尤其是程颢与程颐,朱熹不仅丰富了"理"的内涵,而且拓展了"理"的外延。他在充分肯定"理"的形上性、本源性与价值性的同时,以"理"贯"三纲"与"理"统"五常"完成了"以天理明人事"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建构。他在将"天理"推衍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过程中试图消解"人欲",并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为价值呈现进路给追寻终极价值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基于此,朱熹不仅为儒家的纲常思想寻找到了形上依据,而且也为现实中的人伦规范与政治哲学找到了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基础。细绎之,其实程朱理学论域中的"存天理,灭人欲"隐存着些许的道德乌托邦情结,其现实价值与意义或许并非仅仅在于要在现实社会实然施行之,而是在于引导人们对泛滥的欲望进行节制、对自我的堕落进行反思,以及对日渐沉沦的世道人心有所警醒与关切。     

王夫之的理欲观及其现代启示

如何看待“理”、“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王夫之从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出发，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所阐述的“理寓于欲中”、“理欲合一”和“天理与人欲均衡发展”等观点，不仅开创了理欲学说的新范畴和新境界，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启迪意义。     

王夫之的理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天理与人欲的思想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王夫之批判并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提出了崭新的理欲观。其主要观点是理欲合一、理寓欲中和导欲于理。王夫之的理欲思想尖锐地批判了佛教、道教和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深刻地阐明了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提出了导欲于理、以理制欲的主张。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     

亲属立法的人性基础

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其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前者涵盖性冲动和生存欲两种自然欲求,后者涵盖性结合方式和群体性生活方式两种社会要求.亲属立法并不直接以人性为基础,从人性界分到亲属立法,中间需要有婚姻家庭伦理的介入.婚姻家庭伦理是对“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婚姻伦理通过性禁忌、贞操观念分别对性冲动、性结合方式进行规制,家庭伦理通过不伤害原则、“同居共财”伦理/物权平等伦理分别对生存欲、群体性生活方式进行规制,而立法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吸纳采歉抑路径.人性善恶假设是影响中西方亲属立法价值取向的关键原因.中国立法应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兼顾家庭本位的整体主义.     

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改造

戴震是我国 18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戴氏之学 ,博通经史 ,融贯汉宋 ,为乾嘉之际学术重镇 ,不仅在文字、音韵、经史、考据、天文、算学诸方面有专精造诣 ,而且对宋明性理之学有独到的批判诠释。他对“理”范畴的新诠释 ,对理学先验论的批判 ,对理欲之辨的新见解 ,对程朱“借阶”佛老思想的揭示 ,具有反封建启蒙意义。在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的乾嘉时代 ,尤为可贵。     

“为市井细民写心”——试论宋元商贾小说的特色

宋元商贾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表现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它赞美、肯定合理的人欲,同时也表现了过度放纵的"欲"与"祸"的联系,塑造了一些以理制欲、重理轻欲的商人形象,表现了欲对理的回归,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较为细腻地表现了商人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商品交易的活跃对社会人伦关系变化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汉代社会一个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具体来讲,"天人理论"在汉代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伦理、政治斗争和"神道设教"。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对"天人理论"的运用之外,汉代民间的社会心理层面对"天人理论"也有着强烈的需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性,这种朴素的理论形式构成了后世民间天人理论的基础。     

试论"忆语体"散文的"情性合一"

由性(理性)其情至情其性(理性),再至情性合一的自我抒情和个性张扬.本文将分析在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余其锵的<寄心琐语>等五篇文章中,体现出的对人的世俗之情的肯定和张扬,同时又不失儒家的"中庸之道",因此可视为"情性合一".既有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又有不能免俗的一面.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家庭与世界》：语言可以虚构出现实的范例

语言的意义,不依赖于语言所指称的对象。语言所指称的对象不存在时,语言也是有意义的,这就为语言可以指向非现实并仍获得意义敞开了可能性。语言是在语言游戏中获得意义的。在语言游戏中,语言在遵循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自我运行。语言的这种自主性赋予了语言以多重功能。语言不仅具有复制功能,而且具有创造功能,因此,它不仅可以反映现实,而且可以虚构出现实。泰戈尔的小说《家庭与世界》就为语言可以虚构出现实这一论题提供了实证支持。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不仅用语言虚构了自我而且也虚构了他者,而这种虚构的动力机制则是人的欲望。     

浅谈人类生态观的演进与可持续发展

文章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模式和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及其深层原因的分析,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生态观的重大进步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同时,文章针对可持续发展的不足之处,提出树立科学的生态伦理观,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观点。     

中国古代师德观的主要特征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师德观的主要特征是“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热爱学生, 关心学生”、“因材施教, 循循善诱”、“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中国古代师德观对当前师德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师德建设应该吸取中国古代师德观的有益内容。     

“全球伦理”何以可能？——《全球伦理宣言》若干问题与儒家伦理学

儒家伦理学可为"全球伦理"的基本理念提出一种儒学的辩护,同时也对其学理缺陷提出一种儒学的批评。伦理学在观念层级关系上有一个基本区分"伦理原则→伦理规范",儒家谓之"义→礼",其中"礼"(规范)是可以损益的,而"义"(原则)才是普适的。"全球伦理"没有作出这种区分,其仅仅着眼于规范的选择,而缺乏原则的基础。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原则,而是适应当下的全球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规范选择,因此,一方面,它并不是绝对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为寻求一种普适的伦理原则,经验论和先验论的方法都有问题。儒家伦理学的"仁→义→礼"结构、即"仁爱精神→正义原则→社会规范"结构,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鉴。其中"义"指两条基本原则: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适合特定生活方式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