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

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以湖北省来凤县后坝村为个案，通过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的改善、可行能力改善、经济脆弱性改善、经济包容性改善、地理资本改善、社会排斥降低状况等方面的扶贫政策成效进行了感知性评价。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成效总体比较显著，扶贫政策在改善村域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提升农户个体发展和改变地理资本方面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从强化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政策导向、健全贫困个体生计资本方面的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激发制度优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优化建议。     

精准扶贫、信息共享与贫困农户金融服务创新 ——以张家界金融产业扶贫为例

精准扶贫的特点在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信息共享,并以此降低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获取信用的搜寻成本,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精准扶贫将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识别出来,集合为贫困户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与农村的社区信用结合形成了基于精准扶贫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扩大了农户的信用范围,提高了贫困农户的金融缔约能力,降低了贫困农户企业家行为的成本,为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生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两者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攻坚改善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以产业扶贫为抓手,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为贫困地区创造了益贫式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了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既巩固了产业扶贫的成果,又化解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非均衡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从而巩固提升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为进一步稳定脱贫攻坚的成果提供了新的保障。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既要抓好梯度跟进、又要抓好优化升级,进而提出继续推广脱贫攻坚形成的经验、推进产业扶贫的优化升级、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服务、提高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     

西藏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的路径选择

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面临着任务重、成本高、难度大等诸多挑战,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本文对西藏全域和不同区域的贫困程度进行比较,昌都、日喀则和那曲是深度贫困的三大主战场,通过多维贫困分析深度贫困区域及其在脱贫时序进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进行机理分析,为脱贫攻坚明确"靶向"。进而提出:遵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精准施策解决突出制约问题,提高脱贫的质量和效益,构建深度贫困群体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到2020年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形势下教育精准扶贫路径探索——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教育精准扶贫的本质是智力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掌握脱贫技能,实现脱贫目的。教育精准扶贫是提高扶贫效率、实现脱贫目的和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应结合广西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统筹国家专项资金,狠抓教育扶贫的"精与准",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快人才培养步伐,落实国家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效。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效、经验与挑战

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在2018～2019年的脱贫攻坚实践中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取得决定性成效,为2020年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扎实基础。文章通过梳理和阐释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方法与措施,归纳和总结了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国家制度作用、重点扶贫方向推进、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机制体制完善、具体方法措施创新四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分析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艰巨性的同时,还探讨了扶贫政策后续调整、自我发展能力养成、教育基础薄弱等亟待解决的现实挑战和难题。最后,在宏观政策、干部队伍和贫困群体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模式与机制

小农户生产扶贫是产业扶贫的重要补充,对贫困小农户的资源和能力禀赋要求低,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抵御疫情等自然或社会风险、稳定脱贫成效有重要意义。只有建立将小农生产消费关系嵌入社会关系的巢状市场,小农户生产扶贫才能持续。在小农户生产扶贫实践中,存在着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现实困境。通过在线下对接贫困村庄与城市社区,在线上利用小农电商专用平台对接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建构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且安全可靠的巢状市场。推行“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可以保障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无障碍直接对接、有效有限筛选认同小农价值的城市消费者和扩大贫困地区小农生产规模提升流通便利性,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生产扶贫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难题。为此,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搭建“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的综合平台、优化运营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     

论决胜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

脱贫攻坚战进入深水区后,挑战与难度日益增加：一是预期维度,由于大规模扶贫下存在“逆向激励”难题,要做好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期望引导,并对激励机制进行优化设计,通过设计适度的帮扶制度,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二是经济维度,由于较难兼顾扶贫成本与扶贫效益,要减少扶贫资源浪费,提高扶贫资源供给质量和使用效率,防止扶贫机会成本大幅攀升。三是时间维度,由于短期脱贫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矛盾,较难处理短期出效益与长期保公平、兼顾减贫速度和脱贫质量,要从注重减贫速度向注重脱贫质量转变,并形成脱贫内生动力。四是标准维度,由于扶持对象与非扶持对象之间界限模糊容易造成“悬崖效应”,要重视临界贫困并对帮扶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创新帮扶形式,以发展式、保障式扶持为主,资金扶持为辅;注重风险防控,将风险干预前置;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和集体经济发展时,照顾到边缘贫困人口。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和经验阐释,并结合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实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关于黑龙江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对策的思考

黑龙江省共有国家级贫困县14个，省级贫困县7个，这些贫困县的发展已严重阻碍了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探讨贫困县发展问题对黑龙江省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黑龙江省贫困县收入现状及产生贫困的原因，提出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系建设及教育等方面入手，帮助贫困县摆脱贫困。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2012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86个县市2009-2017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中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当前农村人口致贫返贫的主要原因。在农村健康振兴及脱贫攻坚大背景下,文章试图探究医疗保障对反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发展提供参考性意见。文章以CFPS数据为例,利用FGT指数从年龄分布、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和地区分布四个方面探究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效益。另外,还利用两部模型探究各因素对就医选择和医疗支出的影响,间接分析各因素对医疗贫困的减贫效率。研究表明,针对年龄越大、学历越低、收入越低以及西部贫困地区来说,贫困发生率下降较大,但当前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效率仍然不高,长此以往会限制其反贫困功能的发挥。建议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要更多地关注贫困老年人,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促进医疗保障反贫困效率的提高。     

西北贫困地区畜牧业扶贫福利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头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期,畜牧业扶贫势必变得更加重要,但是贫困户作为畜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保障其福利不受损,才会继续依托畜牧业增收脱贫。深入研究畜牧业精准扶贫对贫困户福利的影响,对于完善精准脱贫长效机制和增加农户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推动贫困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充分发掘其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消除深度贫困户从事畜牧养殖的门槛,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畜牧业在反贫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持续稳定脱贫。     

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进步与效率损失测度——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省际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00～2007年样本数据,基于超越对数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进步和技术损失进行了全面测度。实证分析结论如下：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平均技术效率为0.675,技术效率损失平均为32.5%,要素生产弹性小,灌溉率、受灾率、家庭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时间变量对技术损失产生反向影响,而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和地区变量对技术损失产生正向影响,影响效果显著。     

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贫困户的脱贫作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四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案例分析,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两方面作用机制实现贫困户脱贫。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主要增加贫困户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提供社会化服务促进了贫困户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因此,精准扶贫中应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抓手,重视其在产业扶贫中的作用,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力度。     

山西省杂粮发展前景分析及发展思路探讨

在对山西省发展杂粮产业的意义、优势、国内外市场需求和存在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山西杂粮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杂粮营养性、保健性、安全性好,抗逆性强,经济效益高,对山西农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杂粮在山西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品种资源,比较优势明显,国际国内市场广阔,发展前景看好;山西杂粮要以质量为中心,优化品质结构,建立生产基地,培育龙头企业,开发精深加工,完善市场体系,走产业化经营之路。     

小额信贷经理人愿意扶贫吗？——基于西北地区贫困县152位信贷经理人的经验分析

基于西北5省15个国家级贫困县152位信贷经理人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小额信贷经理人的扶贫意愿、行为以及影响因素。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调研的国家级贫困县中,尽管近六成小额信贷经理人向贫困户发放过贷款,但业务量总体较少,具有信贷扶贫意愿的不到2成;性别、教育背景、收入满意度、信贷决策自主性、放贷任务以及是否完成任务对信贷扶贫业务有显著影响;性别和信贷自主权对扶贫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在信贷扶贫项目选择信贷经理人时,采取差异化策略,有序放松信贷自主权,加强扶贫效果考核,对提高金融扶贫绩效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