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华而佩实——文质理论于《文心雕龙》的成熟

文质理论在先秦时期从孔子开始萌芽,由孟子、荀子继承,到两汉由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推动,在南北朝时期成熟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表明了其文质历史发展观,以"文附质"与"质待文"体现了其对文质关系的深刻把握,以"衔华而佩实"、"藻耀而高翔"阐释了其心目中的完美作品。     

略论《文心雕龙》的文质观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文心雕龙》之文质观论析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先秦"同"的思想评析

"同"是先秦哲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概念范畴,主要有"和同说"、"尚同说"、"应同说"以及"大同说"等四种思想,其源概起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历千年而逐渐广泛渗透于哲学伦理政治历史文化心理等诸多领域,因而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经史观照下的唐初文质论

在唐初经史家的文质观念中,"质"的内涵被赋予了经学和史学的价值意义,文与质的矛盾在对近世历史兴亡及文道衰颓的反思中凸显出来,他们试图以恢复古道来扫除六朝浮靡风气的浸淫,表现出重质轻文乃至弃文的倾向;另一方面,出于建设新型文学的构想,又通过"斟酌古今""融合南北"来平衡文质之间的矛盾,为文质论注入了一些新内容,表明他们已开始由经史的立场,转向对文学自身特点及发展的关注。文学领域中文质论的探讨须摆脱经史的束缚,方能得以深入。     

先秦之“理”的演变与儒道法的转换与合流

"理"是先秦"百家争鸣"时围绕"天人关系"产生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一范畴在先秦时就成为诸子学说使用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文通过梳理"理"含义在儒道法各家学说中的演变过程,从逻辑上论证了"理"成为"天人关系"中介的可能性,最后得出"理"是先秦现实社会如何治理的理论根据这一结论.说明从"理"的演变完全可以看到儒道法各家在建立一个怎样的"世道"上彼此是如何融合和贯通的.     

概念范畴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础环节

加强对政治经济学概念范畴的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应从对原有概念范畴的定名创新、定义创新及新创概念范畴三个环节强化对诸多政治经济学概念范畴的研究,同时,研究的视野还应拓展到广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除了"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还应花大力气进行"科学创新"。     

尚丽观念与中国文论的道德制约

"丽"是中国文论中一个孳生性很强的文论范畴,它备经时代文化与文人心志的淘洗,在毁誉兼有的历程中打造一幅道德话语制约之于形式美学的演变图景,声色愈丽,情性则愈隐.道德救赎话语在丽、礼、理的文化层面上走钢丝.由字句的雕饰推至文质统一,尚丽观念展现中国文论范畴的细致化趋向.围绕"丽"范畴而展开的种种驳议.不仅牵涉着文质关系的问题,还关合着儒家道德旨趣的演变,文人之于"丽"范畴的坚守或排斥立场映照出文学规律变迁的内在脉络.     

先秦两汉时期古典美学"丽"范畴论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先秦两汉时期的"丽",尚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丽"在先秦时期作"形容词"、"数量词"、"动词"等属性论初具审美内蕴,但基本上未有意识地被纳入艺术审美视野."丽"在两汉时期文论视野中,在"文体论"、"鉴赏论"等层面,表现出审美质性,但几乎都是文论家们自发地对之理性把握,揭示的也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     

论质的层次性

质是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但质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 ,人类对质范畴的认识经历了多层次的推进 ,既有对历史含义的继承 ,又不断地赋予新的含义 ,这使质的范畴具有丰富的层次性。正是对质的概念不断认识深化的情况下 ,人类对自然物、生命、人类、人类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 ,或者说人类在这两者认识深化的发展上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对现代哲学中质的概念进行总结 ,质可分为要素质和系统质 ,而系统质又可分为自然系统质、人工系统质、社会系统质。这种划分只是一种概念的划分 ,而在人类的实践中 ,要素质和系统质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野”:中国文人画的美学追求

"野"最早起始于先秦儒家时期,与"文"、"礼"相对;后受庄子的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历代文艺作品及其批评领域,逐渐发展出"疏野"、"野趣"、"野逸"等子范畴,蕴涵着丰富而多元的内涵维度。历代文人对"野"范畴的审美偏好体现在绘画领域,形成了笔墨技法方面简洁淡雅的"疏野"技巧、艺术风格方面涵韵丰赡的"野趣"追求以及艺术追求方面的"野逸"品格,呈现了古代艺术家们特有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崇野尚野,最终成为中国文人画的基本文化内核之一,也成为文人画作为东方艺术区别于西洋画作的主要标志之一。     

文与质:符号学解读和移植评价

以符号学及语言学原理将“文”与“质”这对基础范畴从不同层面进行细致分解，不但能具现文与质的构成要素及内在关系，而且能把握二者之间任意性与稳定性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和运作规律，从而明确历代理论的偏颇根源在于对伦理学文质论的移植失误     

儒家礼教论——论"仁"、"人性"、"文"和"礼"的关系

作为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礼"是先秦儒家教育理论及其实践的核心范畴。儒家的教育理论是完全依靠"礼"如何与其他范畴互相关联而形成发展的。尤其是孔子、孟子和荀子所提出的"仁"、"人性"和"文"等范畴对体现出"礼"的教育内涵是不可缺少的。"仁"只有通过"礼"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人性"也依靠"礼"的内化过程而能够获得真正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礼"是文明化了的传统中分化、发展下来的一切标准,"礼教"是以"博文"与"约礼"为主要内容而培养君子的先秦儒家的教育传统。     

解决“四风”问题的一个历史借鉴与根本之道——基于中国传统治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学理分析

"四风"问题的解决,需要纳入某种学理上的分析。就中国传统治道来看,可将"文质世运"说作为分析"四风"问题的一个理论假设。诸如"四风"问题,自古有之。其中,汉魏之际曹魏集团对"清淡浮华"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视为对"文质运世"说的一个检验,并可为当前"四风"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历史借鉴。实质上,求真务实是"四风"问题的深层关涉,也是"四风"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反对"四风"中坚持求真务实,既汲取了"以质救文"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也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传媒研究中的运用——范式反思与路径检讨

公共领域与传媒关系是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但中国传媒研究倾向于把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单列于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范畴之外来考虑,忽略在其他学科领域热烈争论的"公共领域"概念对于中国本土实践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的移植和争议过程可以看出.一方面传媒学界对"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走向浅表化、狭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媒学界把西方概念和理论范畴盲目套用于中国情境,使得学术研究难以扎根本国社会结构和传媒实践.     

扬雄“文质说”及相关的文学观念与创作

扬雄《太玄·文首》准《周易·涣》卦,提出的“文质班班”概念可视为文学理论的审美范畴。这一“文质说”的审美取向渊自儒家,也有对道家思想的吸纳。《文首》 赞辞依据位的高低不同,具体内涵也各异,论说丰富。扬雄的文学创作中贯彻着这一审美取向,言情写物的同时善于说理,情理交融,尤其中后期的应用型文学作品透露出鲜明的 以理导情的特色。文质说,借助宗经立义桥梁,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践行。     

明清小说理论“发愤著书”说的形成与发展

"发愤著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起自先秦,最初用于对诗文和史著创作动因与目的把握的批评中,明代之后引入对说创作、批评领域,经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大家阐发、丰富和发展,一直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     

名分·秩序·和谐——先秦儒家名分思想的一种解读方式

在先秦典籍中,"名分"、"名"、"分"是三个具有关联性与差异性的范畴,"名"与"分"是解读先秦儒家名分思想的两个基本维度,墓于以等级分殊为内涵的秩序建构这一价值目标,先秦儒家以"名"作为秩序构建的原点,以"分"作为秩序认同达成的一种价值路径.所谓先秦儒家名分思想,实乃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把握"名"与"分".基于这一视角,便可以体察到涵蕴于"名分"的一条价值进路:由分殊而和谐.而促成这两种目标之间渐进转换的中介环节是:以"二分性"为特点的"名"之双方皆能各谨其"分".     

西魏柳虯《文质论》的创作时间及思想内涵考论

由于研究资料严重匮乏,学术界就柳圳撰写的《文质论》这篇反映北朝文质观的第一手资料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钩沉史籍考辩其创作时间的基础上,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深入分析《文质论》的文学主张,并对此提出新的看法：柳纠作《文质论》当于550年至552年初之间,当时西魏文坛尚未受到王褒、庾信创作风格的影响;古今文体之争是柳氏撰写此文的直接动因,柳氏用文、质两个范畴分别对应今体文和古体文。以调和古今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