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生型与次生型之间:武汉早期现代化发展的"汉口特性"

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各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归纳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两大类。由于武汉“堂奥”—“通衢”的地理特点,由于武汉自明清以来根深蒂固的商业传统,武汉早期现代化具有某些早发原生型现代化模式的倾向特质,城市机能内部在前近代时期即带有某些现代化因子,孕育着产生现代化的某些条件及要素。但是,作为传统封建城市大家族中的一员,武汉在前近代时期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跨越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总体格局和惯性轨道,武汉早期现代化发展路径表面看来类似早发原生型,而内在本质上依然没有突破后发次生型的总体模式。也就是说,武汉迟至19世纪60年代开埠前并没有实现现代化,充其量只是具有某些前现代特征,即“汉口特性”。     

近代武汉商业革命述论

近代武汉的开埠开放给该地传统商业以巨大冲击，引发了近代武汉商业的全面变革。这种变革从行业结构、经营方式、商业组织直至市场结构，其波及之广、影响之巨可谓前所未有。武汉的商业形态开始从植根于封建农业经济、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传统商业向依托现代工业、服务国际市场的现代商业转型。这一转型对近代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武汉的商业革命在行业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是不彻底的。     

试论武汉码头文化的现代转型

武汉码头文化现代转型的意义指向,应以开放与革新为主旋律,以融合与提升为方向标,实现从传统的小码头文化向现代大码头文化的转型.促进文化内涵的变革性提升和重塑式新构.传统武汉码头文化是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彼此融合的产物,既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荆楚文化的特质,又烙印着近代西洋文化的痕迹,形成了以开放、包容、灵变、趋新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个性.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武汉大码头文化体系,成为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建设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为此,应在厘清武汉码头文化历史源流的基础上,科学理性地认识武汉码头文化现代转型的发展趋势,遵循文化创新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强化符合社会转型要求的大开放观念和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革新理念,将构建武汉大码头文化融入全民创业活动之中,融入文化产业发展之中,融入城市文化建设之中.     

市制建立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开启——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汉口)建市的历史考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政改革"方兴未艾,现代市制开始建立,武汉(汉口)成为中国最早建立起现代城市政府的城市之一。独立的颇具现代政治形态的市政府的成立,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味的市组织条例被批准实行,特别市建制使武汉(汉口)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机遇。武汉(汉口)城市政府"按照现代方式"规划城市空间,以欧美城市为参照大手笔地展开市政建设,将城市管理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致力于市民城市共同体意识和城市生活习惯的养成。然而由于传统社会运行的强大惰性和惯性,现代城市化运动的动力先天不足,使得武汉(汉口)城市现代化运动虽精彩启幕,却一路坎坷,蹒跚前行。     

近代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聚散与城市发展

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是城市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政治、经济与发展变迁影响着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分布。近代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历经了一个由聚而散、散而再聚的过程。明末清初,汉口城镇发轫和商业繁华之初,后湖因其优美的风景和丰富的娱乐项目,加之紧邻繁华商肆,成为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的第一次集聚地。在汉口进入城市现代化转型和城市空间拓展阶段时,城市中心由沿河向沿江方向移位,原本集中的文化娱乐中心被分散的会馆、茶园、街头和一些临时性西式娱乐场所替代,此为汉口文化娱乐空间的离散时期。在城市发展日臻完善后,中心商业区形成,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汉口民众乐园应运而生,成为市民日常狂欢之地,成为汉口文化娱乐空间的再次集聚。大众文化娱乐中心与城市发展呈现出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联动效应。     

清代前期汉口的币材市场与宝武局铸钱

清代前期地居华中,素称“九省通衢”的汉口镇,以其繁盛的商业被称为“天下四聚”和全国“四大名镇”之一,而矿产品是其市场营销的六种主要商品之一,尤以铜铅锡等币材为大宗。因而武昌宝武局的铸币生产与汉口币材市场的规模及其盛衰密切相关。两者相辅相成,兴衰与共,构成了武汉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本文就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对清代前期汉口币材市场与宝武局盛衰的历史过程及其相互作用进行探讨,从而为古代城市史和铸币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实例。     

近代汉口商业资本探微——兼论近代中国商业资本

近代汉口开埠通商之后，出现了一批了新兴商业资本，到清末民初达到其发展的顶峰。就是在这一黄金时期，商业资本主导了汉口城市经济社会。与西欧近代早期商业资本相比，近代汉口商业资本也有着多元投资、投机与创新等诸多特性，这些特性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近代经济转型。最后，纵观中国近代商业资本史得出：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前驱，前者在近代经济转型中曾有过重要的历史贡献。     

国民党统治时期汉口钱庄的衰败

钱庄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钱庄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旧式金融机构,它在货币兑换、调剂头寸、助于商业方面起到过历史作用。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力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封建的钱庄,其性质也象中国社会一样逐渐畸形化。它既保持着与中小商业的密切联系,也带有越来越浓重的买办性。它与封建势力有瓜葛,但也越来越注意投资于近代民族工商业。但,就其基本特性来看,近代钱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还是其代表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汉口钱庄亦如此。尽管出于种种原因,有些人过分夸大汉口钱庄的金融势力和作用,近代汉口钱庄一直是与外国银行、国内银行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实,这种“一直”足不存在的。(但是,近代汉口钱庄确实有过象本世纪头二十年那     

近代汉口码头文化的社会学解读

码头文化是基于港埠贸易与河运经济而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它既是近代汉口城市生活的实态,也是人们对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的一种读解.近代汉口码头文化依托于城市特定的九省通衢、转输贸易、五方杂处的"人文生态",以"舟中为市"的码头经济为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形成流变不居、多元混杂的文化特性.近代汉口码头文化以通达灵巧、趋新尚变的行为取向,好武尚力、刚直任侠的行为方式,开放兼容、崇实尚利的社会心态为主要内涵,既带有明显的商业文化色彩,又具有浓郁的江湖习性,是一种优劣互见的文化样式.码头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取向、封建宗法色彩、小商品经济意识、江湖作风、强权逻辑、痞子习气等都是应该批判和剔除的文化糟粕,而它所蕴藏的开放创新的精神内涵理应不遗余力地加以发扬光大.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再探

商业文化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商业特质的文化现象。明清时期汉口城市迅猛崛起,从芦苇丛生的河滩废壤一跃而成为“四大名镇”之首、“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巨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与其繁荣的商业相适应,汉口也有它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消费文化等是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的主要构成。     

近代汉口市政改革对租界的效法与超越

20世纪前期,汉口市政改革经历了从最初学习效仿租界,到政府直接学习西方最新的市政成果,最后超越租界的曲折过程。这一曲折过程表明,市政独立统一是决定市政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按照现代市政体制进行构架的独立的汉口市政府建立后,力谋城市统一建设管理,结束了近百年多头市政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一批带着现代西方最新市政理念、亲历西方现代市政最新成果的海归派专家积极投身其中,付诸实践,使汉口市政焕发出现代青春的夺目光采,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中最耀眼的明珠之一。     

从元代涉商“三角恋杂剧”看作家商业文化心态

元代涉商三角恋杂剧具有自身的特征.从这类杂剧中,可以透视出杂剧作家商业文化心态:对商业和商人的鄙夷, 面对商业与商人的无奈,以及对商人的愤妒.这种独特的商业文化心态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论清代长城沿线外侧城镇的兴起

清代以来,长城沿线地区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人口的增加,农业兴起和商业的发展都使长城沿线外侧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这就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本文从历史地理研究的角度,主要介绍了长城沿线经济、人口、农业和商业发展的过程以及长城沿线一带城镇起源的背景、条件、以及城镇兴起的因素和其他相关原因。     

齐鲁文化映照下的张炜小说创作

地域文化与文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在齐鲁文化的映照下,张炜小说即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齐鲁大地的自然地理风貌使张炜小说为大自然而歌,儒道互补的齐鲁文化传统影响着张炜小说的内容和内涵,齐鲁民间文化资源为张炜小说注入了活力和美感。     

略论中国古代题壁文化的商业功能

题壁文化在唐宋时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与士大夫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显而易见的传播功能和商业功能。本文试图从职业题壁人及题壁作为寺院文化在寺院经济中所起的广告作用两个角度对题壁文化的商业功能进行考察,以期能对题壁文化与商业的相互关系有一较为清晰的认识。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之洞与收回粤汉路权的斗争

张之洞在收回粤汉铁路权的斗争中与广大绅商民众的立场是一致的 ,即坚决要求废除中美奥汉铁路借款合同 ,收回丧失的粤汉路权。他不惜巨款 ,坚持力争 ,是这场斗争的主持者、指挥者 ,这是关心国家存亡安危、维护主权的表现 ,应予以客观承认     

英汉文化下动物词之国俗语义比较

英汉民族由于受到宗教神话、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的影响,动物名称在英汉语言中存在国俗语义同异并存现象。首先用相关例子对国俗语义的五种模式作了一番阐述;其次就英汉语言文化中这些动物词所具有的比喻和象征意义进行对比;最后揭示其民族文化特征和差异,进而促进跨文化之间的语言学习和交流。     

关中文脉论纲

作为地域文化现象,关中文脉表现出了与中国其它地域文脉不同的特征。它产生一发展的前提,是此地由自然条件所决定而在很长时期内实行的专制。也可把它的结构看成一个“多重互补体”,即经济基底上的“炎黄互补”和“汉唐互补”结构,政治上层的“周秦互补”结构,文化上的“儒道（或佛）互补”结构等。其中包括,周公的“仁道”和“仁政”,是人类在“以人为本”之途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关中文脉原创性的代表“板品”,应倍加珍视;追求平等、公平等目标,也是应被今日继承发扬的。与地中海文明或中国“关东文明”相比,关中文脉特质的主要方面是“抑商”。关中文脉特质的另一侧面,是由盛唐的“重商”政策及其盛世文明来显型表达的。关中文脉的又一特质,是其早年文明原创性高于国内其它地域;此特质虽在其“抑商”的限制下逐渐向相反方向转化,但至今尚依稀可辨。关中“逆商”特征长期影响了中国发展,也使关中深陷困境,在当代须大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中文脉主导面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平衡市场经济弊端上,首先是周公仁道文化基因在弱化、抵制、减缓市场经济对人的“异化”方面至今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