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实施后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被《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代替）予以规范,“城中村”房屋属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其拆迁补偿方式及程序没有专门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缺乏可操作性。根据《物权法》规定,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同拆迁城市房屋一样,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不得拆迁、非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不得拆迁、非依法给予拆迁补偿不得拆迁。当前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许多问题,必须认真贯彻好宪法和《物权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精神,规范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行为,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看点

城市房屋拆迁新办法实施货币补偿金额根据市场定《温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已正式施行。新办法规定,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根据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确定。新办法规定,拆迁人不得改变尚未搬迁的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原有的供水、供电、供气等基本生活条件。新办法首次明确了临时安置补助费,补助标准为每月每户不得低于600     

城市房屋拆迁中土地使用权的补偿问题研究

我国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对于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土地使用权进行补偿.实践中由此引发了诸多矛盾冲突,各地司法机关对此也认识不一.为了避免矛盾冲突,保护私权主体的利益,应当在物权法中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征收作为物权变动的一种类型.让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对于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和补偿实至名归,并将其作为约束公权滥用的强制性规定.     

现有法律框架下城市房屋拆迁工作摭谈

面对不断发生的拆迁纠纷,当务之急是修改《拆迁条例》,根据《物权法》制定新的拆迁法规。但新法的制定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使城市房屋拆迁工作顺利进行？主要是从实践入手,在拆迁工作中从执法理念、法律漏洞补充、法律宣传教育、补偿范围等方面改进拆迁工作的不足。     

由“强制拆迁”到“征收补偿”——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思考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和实施,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了实质性进步,其表现为政府的立法理念明显转变,房屋征收和拆迁活动得到进一步规范化,征收及补偿等制度进一步规范。但是,该条例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包括补偿款规定过于原则性,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没有明确规定,以及如何保障司法裁决的公正性等,这些问题需该立法日后逐步来完善。     

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问题探讨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对农村房屋拆迁进行规制。实践中,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拆迁程序不公正、安置补偿不合理、权利救济渠道不畅,是困扰当前农村房屋拆迁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尽快制定专门的征收法律,对征收集体土地和拆迁农村房屋两种行为分别做出规范,对拆迁补偿原则、补偿方式、拆迁程序、权利救济、法律责任等问题做出具体规定,以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拆迁协议起纠纷,该打什么官司?

拆迁的话题总是引人关注。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公布实施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取代了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迄今已两年多。征收补偿条例理顺了与拆迁有关的法律关系,然而,补偿协议的性质在实践中却引发了争议。条例第25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等事项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研究——由城市房屋拆迁中"钉子户"事件引发的思考

中国的房屋拆迁补偿制度在经历过信访的冲击、遭遇了"钉子户"的挑战之后,表明它已无法给现有的拆迁补偿提供合理的、运行顺畅的补偿机制.虽然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和修改了许多关于拆迁补偿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但这些分散的规范性文件既不能更好地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屋拆迁中的补偿纠纷.制定一部统一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典,是完善现有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的基础,也是实现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平衡的保障.     

论城市房屋拆迁侵权类型及其责任方式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行为愈渐频繁。由于政府在拆迁行为过程中角色的错位,未按照法定程序以及开发商的补偿不合理等原因导致的侵权行为愈演愈烈。新的《物权法》已经出台并付诸于实施,在这一新的法律制度环境下,如何去规制拆迁行为中的秩序,维护相对方的利益,明确各方责任将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重点。     

对城市房屋拆迁补偿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城市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的研究,论述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概念及补偿方式;提出了商业性拆迁和公益性拆迁两种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程序,分析了两种拆迁补偿程序的区别,并进一步阐述了对城市房屋拆迁补偿问题的思考。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     

"民"、"氓"语义转换及周代"氓"之身份考察

古代文献中民、氓从最初的族名转变为阶级名再到大多数人的通名,语义不断发生重大的变化。周代文献中的氓最初和民无别,以后逐渐专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古代从事农业上的氓历来为民的主体,所以秦汉以后的学者训氓为民,是有道理的。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先秦道家义利观探微

先秦道家对义利关系持超然的态度,试图超越世俗的义利,寻求一种永恒的价值标准,以实现个体存在的最高价值。从形式上看,这似乎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义利观,但就其内容实质而言,又确实蕴含着对义利关系的深刻见解,可以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义利观。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来看,先秦道家轻视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修养,含有推崇自然之义的因素,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思维视角。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而到某一时期,其发展停滞,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传统的丧失,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1126)前后,这时不但在文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镜花缘》“君子国”里“让”与“争”的道德解析

"好让不争"是《镜花缘》君子国里极力加以渲染和"雅化"的道德模式,其最核心、最集中的东西是通过一些"交易光景"展现的。通过对书中几处"交易光景"的解析,认为"好让不争"实质上已变成了"因让而争",这样"让"也就被自身所否定,变成了"不让",虽不是惯常的损人利己性质之争,而是损己利人性质之争,然损己利人与损人利己本是出发点不同,但最后都落实到一个"争"字上,这个"争"字从本质上讲并无高下之分,都是为一己之私而争,都有违"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道德要求,于是道德异化为不道德。只不过一是为自己的精神利益,一是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形成君子国里的道德悖论。从中也能感受到作者最大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