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人才观探议

在古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注意重用人才的历史人物。朱元璋提出了“治天下以人才为本”的人才观,认为成才之法一是“忘利”,二是“积善成德”,并指出了具体的获才之法:荐举和征求、兴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朱元璋的人才观对以后明代历朝帝王的人才观起了奠基的作用。后代帝王经常以朱元璋的人才观和科举选才标准为指导来推行科举制度和选拔人才。     

清代官弱吏强论

清代官场存在着严重的官不理事的风气，而胥吏则握有越来越多的行政实权，于是舆论就对胥吏权重多有抨击。考诸清代史实，所谓官弱吏强应视为一种倾向，而非事情的完全面貌，胥吏并未握有绝对权力，在法定的行政管理制度上，胥吏仍为官员所统领乃至驱使。如果能将胥吏纳入文官系统，则“官弱吏强”之虑自会消解。     

朱元璋痛恨日本人

正明太祖朱元璋自开国之后,为了让子孙治国有据可依,特地制定了《皇明祖训》。在这部长长的祖训中,他开篇就确立了十几个"不征之国",也就是子孙不得与之交战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日本国就赫然在列。然而奇怪的是,对于不攻打其他国家,朱元璋给出的解释都是这些国家有心朝贡,因此不须攻打,唯独对日本,朱元璋却说,这日本国阴险狡诈、"谋为不轨",因此千万不要和这个国家有过多的往来。的确,朱元璋对日本的鄙视,     

略论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

对于朱元璋的研究,以往似乎更注重于其政权性质、历史地位及明初重要政策的评价方面.本文以朱元璋的出身和主要经历为线索,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笔者认为,朱元璋在由一个佃农子弟上升为封建帝王的过程中,每一次的社会角色转换,实际上都包含着对以往文化性格的扬弃,在朱元璋的文化性格里,既有佃农的勤劳朴实、机敏狡猾,也有游民的豁达豪爽、无所顾忌,又有地主豪强首领的勇猛果断、宽厚大度,还有封建帝王的贪权专制、猜忌多疑.正是这些方面的综合影响,使朱元璋成其为朱元璋.     

试论朱元璋的教育思想

朱元璋为什么能够推翻元朝,统一中国,登上皇帝的宝座,并使明初的政治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出现“洪武之治”的盛世?其中有个重要原因便是朱元璋重视教育,礼贤儒士,注重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赢得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支持。本文试图就朱元璋的教育思想略陈肤浅之见。     

税户军将：宋代的衙前将吏及衙前役

宋代“衙前”的概念繁杂，有“衙前军将”“衙前将吏”“衙前役”等诸多名号，大致沿袭唐五代的衙前将校旧法以及五代使院、州府胥吏旧制。“衙前”一词的内涵及外延与宋代的职役制度密切相关，前有衙前军将主管纲运，后有税户应差或应募州县级财政事务，这种“税户军将”突显出衙前胥吏化倾向。具体表现为，“衙前将吏”包含“衙将”和“衙吏”：衙前军将或衙前将校主要指都知兵马使之类的军将衙前职员，以及客司、通引官；衙前吏人主要指都孔目官之类的胥吏。“衙前役”主要指通过差役或募役招募到的里正衙前、押录衙前、乡户衙前、雇募衙前以及长名衙前，因其迁补或差役内容与衙前将吏多有关联，两者常常混淆不清。衙前役、衙前吏人均可迁补衙前军将，甚至迁转低级品官。衙前役的胥吏化或职级迁补去向表现出主观的职业化特征；而衙前军将的胥吏化则完全取决于全国性财政计划内的职能需求。两者胥吏化的内卷突显出衙吏通往品官的路径十分狭窄，这种胥吏化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与八宝饭

相传,有名的八宝饭与明太祖朱元璋之间还有一段佳话。当年,朱元璋家境贫寒。朱元璋讨过饭,放过牛,当过和尚,日复一日,忍饥挨饿地过日子。就在他几天没有进过米、水之时,突然发现墙角的老鼠洞,眼前一亮,心想有救了。朱元璋拿起工具,拼足力气挖起来,洞越挖越大,越挖越深。老鼠洞里粮食还真不少,有大米、小米、花生、豆子……朱元璋饿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粮食一粒一粒捡起来,洗了洗,做了一锅粥,然后风卷残云般地把这锅粥吃得一干二净。再后来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可他还是忘不了这顿救命的杂合粥。御膳房的御厨们仔细琢磨,一次次地试做,终…     

略论朱元璋治国方略的阙失与矛盾

朱元璋的治国方略中矛盾之处甚多 ,有君主中央集权与分封宗藩的矛盾 ,有用人方面的矛盾 ,有法律自身的矛盾。这些矛盾一为巩固集权统治 ,维护皇权之需 ;二为朱元璋“圣人与强盗兼而有之”人格的体现。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从铁券制、铁榜文看明初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

关于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旧史大都认为朱元璋是利用功臣为其平定天下,一旦登上皇帝宝座后,即将功臣视为寇仇、棘刺、必欲翦除灭绝而后快。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就说:“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①其实这些看法并不尽然,实为皮相之见。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远非人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对功臣优礼相待,恩宠倍至,君臣之间并无芥蒂,只是在以后君臣间才开始产生矛盾,并逐步走到了对立面。朱元璋对功臣态度的转变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明初政治形势和矛盾变化所决定的,故必须把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原因放到明初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本文冀图从一个侧面,即论述朱元璋颁赐铁券,铸造铁榜到制造胡蓝党案的历史过程,来探索朱元璋与功臣的关系,为研究明初历史提供参考。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府世仆赖家的兴盛谫论

贾府由盛而衰 ,大厦倾倒。与其相反的是 :赖家虽为贾府的世仆 ,因其在贾府管家时间长 ,权势重 ,善于拍马逢迎主子 ,钻了贾府管理混乱的孔子 ,渐次发迹 ,超越常人 ,最后连主子也要向其乞借遭冷遇。这一主仆贫富易位的典型事例给世人留下颇值得深思回味的人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