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家梧艺术社会学研究对中国艺术史学的贡献

岑家梧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以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资料对图腾艺术、史前艺术和中国古代美术进行研究并取得了相当成就,是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艺术和艺术史展开研究的先行者。岑家梧在艺术史研究中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将社会学观点和方法应用于艺术和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在艺术起源的问题上,他指出艺术产生的本质在于其特定的社会意义。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他反对艺术与社会人生无关的说法,认为应从社会生活来考察艺术的本质。他认为艺术社会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艺术的起源问题;艺术的本质问题;艺术的进化问题;艺术进化的阶段问题;艺术天才问题。他对于艺术和艺术史展开的研究,在中国艺术史研究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有着独特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文化现象的逼视与衡量——论李安宅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开拓

在中国近世人类学发展史上,前辈学者李安宅引入了英国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其著述涉及社会学、意义学、美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广阔的领域,但他是借助各学科知识去透视、分析和衡量人类文化现象,构成一个文化人类学系统。他译介和阐发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以人类学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以及他在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成就,均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他的理论和方法,对我们现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尚有启发和指导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西方艺术人类学述论

许多人类学家认识到,艺术史能够为人类学家提供一种视野,即将艺术品视为观看的物化方式,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面貌。时至今日,艺术学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象牙塔中,认为艺术与日常生活无关,与民众的行为及社会的互动无关,只是一些高雅圈子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艺术的研究需要人类学的视角及养分。文章分别从后代主义思潮下的艺术人类学发展、艺术人类学理论、艺术民族志观点,概要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命题、艺术人类学方法论的创新实践,以及对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亚洲社会变动理论的可能性--重读费孝通著述

20世纪30至40年代,曾经是亚洲的社会学、人类学者运用亚洲式的概念和方法说明亚洲的时代,当时的研究状况和见解与今天有着相通之处。为了描绘中国的社会结构,费孝通从中国人的观念中捕捉中国社会的个别主义的研究方法,与用从中国社会研究中所获得的新见解,去重新解释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概念的普遍主义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构成了费孝通独特的理论,本文探讨了这些见解和概念的构成。     

艺术何以可能?

艺术社会学的通常研究试图处理＂艺术是什么＂的哲学命题。由于过分强调审美的时代和社会条件,常常招致＂庸俗社会学＂的批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①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将问题视角转向＂艺术何以可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将艺术视为集体行动,研究多方参与者构成的不同＂艺术世界＂,并尝试以＂常规＂作为中心概念来分析艺术世界里形形色色的社会互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82出版的《艺术世界》。以两个核心概念为线索,本文结合包括音乐、绘画、雕塑、电影和其他艺术门类的现象评述了《艺术世界》和贝克尔的其他一些相关研究,并对他拓展一般社会学行动理论的努力进行了讨论。     

论赵元任及其作品《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艺术特色

赵元任是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音乐家.他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在语言美与音乐美的结合方面很有成就,很有特色。它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平.本文主要评析这首作品的艺术特色.     

从系统观点看艺术的起源

艺术起源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难题。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途径,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一定的研究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方面。但是,许多人却只想从自己研究的范围,从某个领域的角度,以一两个单一的观点来解释和涵盖艺术起源的所有因素,忽略或排斥其他     

民族学的本土发展——基于杨建新先生的学术人生与民族学理论的思考简

杨建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是兰州大学民族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本文通过回顾他的学术人生历程和学术成就,探讨了他将历史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独特的民族学思想和研究方法,阐明了他基于与西方人类学相比较而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思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的重要意义。     

艺术人类学的西方语境与中国实践

艺术人类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还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抑或作为一种基本视野和思维背景,它的命名和提出,对于人类学关于艺术的研究起到了弥补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艺术人类学是来自英美的学术流派,最初都基本上集中关注遥远的、远古的原始艺术,随着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也转向对现实生活的艺术现象的关注。关注特定时空的文化群体,强调参与观察和设身处地的文化体验,通过文化对话和文化体认,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进行学术思考,以观察—体验—追问—反思的提问方式进行艺术观点的归纳提炼和构建。这样一种学术逻辑,使得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实践的多角度展开和多学科切入成为可能。因此,无论是文艺学学科视角的切入还是人类学学科的拓展,艺术人类学在当下中国的实践正日渐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当下意识,越来越凸显出浓厚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学科素质。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发展与互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间形成一种特殊的互动发展关系.一方面,社会学采借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参与观察法和比较法,并注重对小型社区的定性研究;另一方面,原本以异文化为研究旨趣的人类学则回归本土,介入了对汉民族社区特别是乡村社会的研究,二者之间因之形成一种相互交叉的局面.可以预见,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互动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从而推动这两门学科的本土化发展进程.     

朱志荣中国艺术美学研究论略

朱志荣的中国艺术美学研究立足于古代艺术和文明遗存,综合吸取考古学、人类学和艺术史的研究成果,以实证研究直接考察和分析器物的造型、纹饰和风格等,提炼出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基本特征。他重视从审美意识的起源出发,认为艺术中审美的思维方式是从混沌的思维整体中逐步独立出来的。同时,他注重中国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艺术的＂主体心态＂为中心,他将传统艺术理论串连成一个完整自足的体系,为中西方理论的对话提供了条件,并进一步阐释了传统艺术当代生存的方式与状态。     

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理论是一种辩证批判的理论。它辩证批判地考察了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艺术和社会的"互动"说。同时,它还对艺术史研究的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方法作了有机综合的分析,既肯定它们的成绩,又指出其不足,试图将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融合为一体加以研究。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理论由于具有辩证批判性、多元综合性的品质,别具特色,所以能够回应和阐述当下语境下文艺学的现状,对文艺学研究及建设具有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村田雄二郎的清廷国家观述论

堪称当代日本中国学代表的村田雄二郎出版了大量涉华著述,从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对鸦片战争至清末的清廷国家观的变迁做了阐释,由"天朝定制"、"家国同构"、"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等论点构成了其理论架构,与我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相比,角度新颖,确有可借鉴之处。另一方面,日本学者的立场也不乏偏颇之处,作者在对其批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卢前散曲创作的理论和实践

卢前是继吴梅之后,中国现代散曲史上重要的曲学理论家和作家。他现存的大量散曲作品和曲学理论为丰富中国现代散曲学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散曲创作目的在于,试图以自身特有的艺术才华,牵制散曲在民国彻底衰微的速度;他的日记体散曲产生于他广泛的社会活动,本色清丽为主,豪放诙谐为辅;放言落纸,气韵天成,工稳自然是他散曲作品的主要风格;他的散曲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     

试论侯外庐“学术中国化”的卓越成就

侯外庐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上世纪“学术中国化”的运动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的主张,还身体力行,做出许多可贵的探索与尝试,对他这方面成就做系统总结,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具有很大启示意义。     

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论徐渭的艺术美学取向

徐渭强调以情为本,大胆突破了儒家重伦理教化的艺术局限,强化了艺术的表现特性;深刻发掘了"本色"的理论价值,弘扬"真我",使艺术创造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突破了传统简淡闲雅、和谐优美的审美风尚,敢于表现狂逸奇伟、富有崇高特质的审美境界,显示了艺术审美由古典向近代逼近的历史进程。徐渭的艺术美学思想,对中国的艺术及美学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是捍卫还是背离？——论亨利希·库诺夫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与运用

亨利希·库诺夫是第二国际时期重要的思想理论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据着争议性地位，但却往往被忽视。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有其独到之处，并且将其原创性地运用于人类学领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他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倍受批判与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公认的经济决定论者拉法格相比，他更加彻底地以“捍卫”的立场“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其理解为经济史观，并以此为基点考察资本主义的阶段特点，得出了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当下中国的视阈中审视并研究库诺夫的思想，对于中国的社会建设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