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调查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呈现不断加大趋势,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公司的业绩上升时高管将获得更高的薪酬,企业业绩上升的好处主要是高管获得了.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薪酬差距加大的作用.本文建议进一步加强国有控股股东及董事会对薪酬的制约作用,并改进当前我国较单一的业绩薪酬激励制度,在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设计中可以考虑员工薪酬及福利改善等因素,从而促进企业提高员工待遇,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控制链长度与公司高管薪酬契约

本文研究了金字塔结构企业集团中最终控制人的控制链长度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链较长,高管薪酬水平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进一步研究表明,薪酬较高能缓解控制链较长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促进关联交易和增加信息扭曲给公司带来的风险是控制链长度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重要渠道;没有证据表明控制链长度会通过降低盈余质量而降低高管薪酬敏感性;控制链长度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向关系在高管持有股份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中较弱;控制链长度与高管薪酬水平的正向关系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较强。综合来看,相比寻租观,有效契约观对控制链长度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关系具有更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本文丰富了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与高管薪酬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金融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应用方程估计与曲线拟合的方法,在国内外高管薪酬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以2001-2008为时间窗口,研究了沪深两市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和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模型和回归模型的求解,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与公司绩效均基本无关,国有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明显高于非国有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而其绩效差异却不显著,说明我国政府对国有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实行限制,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基本要求,但在非国有金融类上市公司内及其他垄断性行业内,高管薪酬的差别也较大。因此,也有必要将这种限制拓展到非国有金融企业以及其它垄断性行业。     

薪酬制度考虑外部监管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契约与外部监管的关系,结果发现,外部监管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但与最优契约论不完全相符.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由于所有者虚位,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由于远离管理者,外资控股的公司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与薪酬敏感性负相关;较高的银行借款/总资产比率对高管薪酬有抑制作用;处于垄断地位的管制行业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高管持股对薪酬的敏感性不影响.最后,在控制了外部监管因素对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下年度的业绩增长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基本上具备了激励机制.     

基于不同股权特征的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

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重要的产权和治理结构差异,因此它们对经理的激励也可能存在重要差异。基于此,本文将样本上市公司分为国家机构直接控股、国有独资企业代表国家间接控股、国有法人控股和私营企业控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四类,并且分别检验四类样本公司的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我们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最高,其次是国有法人控股和国有独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而国家机构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报酬业绩不敏感。     

上海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业绩相关性分析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委托人通过可观测到的业绩指标来决定高管人员的薪酬,从而激励高管人员为公司所做的贡献,避免代理人的自利行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下同)薪酬的构成受当地生活水平影响较大,本文为消除这一差异,选取同属上海地区的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为研究对象,以2010年年报数据为样本,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高管人员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性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此检验上海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激励的效果,并提出相应的薪酬激励机制。     

创业投资的治理作用:——基于高管薪酬契约设计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9-2012年沪深两市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创业投资参与对民营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创业投资能够显著改变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但是创业投资并没有显著改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2)对民营企业而言,创业投资参与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但是提高了高管薪酬与市场业绩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在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创业投资更加重视市场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创业投资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影响非常有限;创业投资参与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动机可能存在差异。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CEO薪酬粘性的特征研究

基于高管薪酬业绩选择性相关的观点,选取2005年至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模型,通过考察业绩提升和下降两种不同情形下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关系,对中国上市公司CEO薪酬粘性的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究CEO薪酬粘性的结构特征、行业特征和时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上市公司CEO薪酬存在典型的薪酬粘性现象,但这种粘性特征只在企业亏损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显著存在,随着企业业绩的提升,CEO薪酬粘性程度逐渐减轻直至完全消失;②CEO薪酬粘性具有明显的行业差异性和显著的时变趋势,保护性行业上市公司CEO薪酬粘性更强而业绩敏感性更弱,并且这种偏离最优契约的薪酬粘性现象并未随时间演进而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呈日益增强趋势。     

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

本文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作用。以2001~2011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但是,在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则与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获取了过度薪酬,是一种有损企业未来绩效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高管所获得的较高薪酬则是对其较强的寻租能力的一种补偿和激励。此外,本文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以及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薪酬问题更加严重。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CEO/chairperson duality in corporatized state-owned firms: evidence from top management turnover in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board leadership structure (CEO duality) affects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corporatized state-owned firms where the state shareholders use these firms to serve both profit and non-profit objectives. We propose that CEO duality will generate a positive (negati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irms’ corporate governance when state owners tend to monitor their CEOs on the basis of profit (non-profit) considerations. We test our hypotheses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CEO duality and CEO turnover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at are ultimately controlled by central or local governments. We find that CEO duality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urnover in marginal profit-making firms where turnover would be value-enhancing. This suggests that CEO duality is detrimental to these firms’ corporate governance because it entrenches relatively poorly performing CEOs. Duality is also negatively related to turnover in high-profitability firms where turnover would be non-value-enhancing. This suggests that CEO duality might posi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these firms by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non-value enhancing turnover. Overall,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CEO dualit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n corporatized state-owned firms.     

政府干预、国有集团结构动态演化与配置效率

以2004年~2013年国有系族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对国有集团内部结构的形成动因及其动态演变过程进行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国有集团的治理结构安排是政府选择的结果:当新进入国有集团的企业历史业绩较好、政府放权意愿更强时,其更可能被安置于集团金字塔结构且受到的掏空行为显著减少;2)被安置于金字塔结构的企业,在进入集团后的长期业绩表现显著差于进入之前;3)集团内部的成员上市公司绩效越差,更可能被剥离出国有集团,这种可能性在层级越高的企业更加明显.这些结果表明了我国国企改革的逻辑不一致性,即国企改革的初衷在于放权,而政府在培育和发展国有集团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过多的行政干预行为,从而弱化了国企改革的效率.文章为当前国企分类改革背景下集团的战略重组和结构优化调整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也丰富了集团治理的研究文献.     

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ST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7年沪深两市的ST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的政治关联对财务困境公司获取政府补助的影响.结果显示:(1)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处于财务困境时获取政府补助有显著影响,但对国有企业作用不显著.(2)考虑企业所处的地区环境差异之后,本文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优势受到地区财政富余程度的显著影响,而地方政府干预要起作用也受到地区财政状况的制约.只有在地方财政有充足财力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才可能利用政治关联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3)从政府补助的效果来看,政府补助虽然可以在救助当年明显改善公司业绩,但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升作用却因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和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政治关联较弱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高作用显著,但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具有较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作用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关联导致了政府补助资金的低效运作.     

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

本文将企业研发行为分为"是否研发"和"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就政府补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理论方面,构建企业研发决策的两阶段模型,讨论了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中国工业企业为对象,选择Heckman两步法和2SLS分别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对来自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分类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所有权性质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别,国有企业面对优惠政策的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概率较高,但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对于治理机制完善的外资企业和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私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职工薪酬分配比例、产权性质与企业价值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职工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职工激励问题对企业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薪酬和期权等绝对激励，关于职工激励对企业的影响程度的研究则较少。 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公平理论构建职工薪酬分配比例与企业价值关系的OLS模型，对职工薪酬分配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全样本中职工薪酬分配比例越高，企业价值越低；区分产权性质后，国有企业薪酬分配比例明显高于民营企业，继续提高国有企业薪酬分配比例会降低国有企业价值，民营企业薪酬分配比例仍有提升空间；行业收入较高会弱化提高薪酬分配比例带来的激励作用；劳动密集度会提高薪酬分配比例带来的激励作用；薪酬分配比例显著影响企业价值，产权性质、行业收入差距和劳动密集度影响薪酬分配比例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结论在用工具变量和外生事件考虑二者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 研究结果丰富了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和薪酬契约激励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也为职工薪酬分配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对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政策和中国当前提高劳动分配比例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议监管者在制定薪酬管制政策时应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如产权性质和非货币性福利等)对不同的公司进行监管，以促进企业发展。     

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差距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

 薪酬差距激励效应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忽略了管理层权力的影响，因而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解释能力有限。        将管理层权力引入研究框架，以政府补助为中介变量，检验管理层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和经济后果，以及公司内外部机制的治理作用。特别地，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管理层权力不断提升和膨胀，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以2010年至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7 999个观测值为样本，运用SAS 9.2和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层权力的作用下，政府补助加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能加大薪酬差距；进一步地，将薪酬差距分解为管理层从政府补助中攫取的权力性薪酬差距和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后发现，权力性薪酬差距起负向激励效应，降低企业未来绩效，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更强；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能够起到正面激励效应，提高企业未来绩效，并且该效应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改变。        深入研究还发现，以董事会和政府干预为代表的内外部机制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董事会规模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越弱。        研究结论不仅为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也为上市公司制定更优的薪酬契约和完善的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Partnership with an asian family business-What ever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should know

The family-controlled firm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are the most common ownership structures in Asia. Foreign firms seeking local joint venture partners in Asia will, of necessity, face the prospect of allying with family-controlled firms. Family control in firms creates special concerns that alliance partners should anticipate. Signs of family stability, well-laid succession plans and clearly demarcated professional decision-making represent attractive characteristics for foreign partners.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and other features for alliance partners, using case studies from Indian business. It will also suggest useful sources from which potential partners can obtain information o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利益分歧下的多重博弈与管制失效——宇通客车管理层收购案例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宇通客车的管理层收购事件,发现现行国有产权分级管理制度、国有资产处置收益权利划分制度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目标利益的不一致,具体表现在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的管制方面,地方政府与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等中央级政府部门间有着不同的管制策略,充当了不同的行为角色,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国有企业合谋采用“司法高于行政”策略巧妙规避中央级政府部门相关管制政策的引人深思现象。案例研究同时发现,宇通客车管理层在与地方政府合谋的同时,还存在多种途径攫取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公司全部股东利益的迹象,以实现管理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当前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责、权、利及其政绩考核以实现各级政府管制目标的统一,以及如何合理协调行政与司法在国家经济管理方面的关系问题是完善国有企业管理、规范公司运作的前提和基础。     

Partial privatisation and the role of state owned holding companies in China

China has never agreed to full privatisation of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his essentially means a dual role for the government—as a shareholder of privatised SOEs and a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the corporate sector. This begs the question—how does the government avoid being caught in the awkward state-first condition where political-economic interest overrides the commercial interest as its exercises both the shareholder and regulatory rol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positive way forward is to establish state-owned holding companies (SOHs). As shareholders representative of the government, the SOHs serve to monitor the performance of partially privatised firms and see that the state receives its fair share of return. In China,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SASAC) assumes the role of the SOH.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ASAC is ambiguous with evidences suggesting SASAC’s commitment to political-economic goals. To play the role more effective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ASAC must function independently of the government. SASAC must demarcate the government’s role as a shareholder and a regulator with SASAC assuming the role of a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of the gover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