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与唐宋时期的礼制下移

唐宋时期,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活动逐渐全面展开,推行教化的记载在典籍中频频出现,与此前朝代相比,俨然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些礼仪教化的事例中,无论是从推行祀典之时的由禁毁淫祠到封赐庙额、劝谕旌奖孝悌之意由长吏随方诱劝到张挂榜文于乡村,还是推行婚丧礼文之际由明列科防到解说婚丧之礼,都可以看到,唐宋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中已经表现出了日趋细致具体、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趋向。唐宋时期,正是通过地方官社会教化活动的不断展开,官方礼制渐趋由文本付诸实践,由朝廷推向民间,逐步实现了礼制的下移。更深层面的问题则是朝廷的统治力量渐趋下延到了基层社会民众之间。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

妈祖作为民间神,在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朝廷赐额封号方面,明永乐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在祀典等级方面,洪武初已规范国家祀典,妈祖极有可能在当时已纳入朝廷祀典的“名山大川”之类,由地方官祭祀,永乐初妈祖正式纳入明代朝廷京都祀典,并至少保持至万历间;在祭祀规格方面,在都城建有国家等级庙宇,由朝廷每年定期遣太常寺官致祭,祭祀时配有乐舞。明代对天妃的官方祭祀活动除朝廷祀典与地方祀典之祭外,还包括了卫所官兵、外遣使臣的祭祀活动。     

略论明清时期的修城经费--以湖北为中心

在公共工程中,修城有着独特的意义。大致而言,明清时期湖北修城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国家直接拨款和地方政府的筹措;二是摊征于民;三是私人捐助。朝廷拨款主要针对军事、政治、经济地位重要的城市,这种官帑分配的不平衡性显示出朝廷将城作为控制地方的中心。而大多数城池的维修经费则主要来自地方。对于士绅在修城中的作用不可高估,通常由地方官对其劝捐。通过与农田水利工程的比较,我们更能理解城对社会各阶层意义的不同。     

礼幽劝明：明政府的官德教化措施——以名宦祠为例

兴建名宦祠是明政府一项重要的官德教化措施。其教化功能的实现通过地方官赴任时的谒祠宣誓,每年地方官、僚属、士人的群体性祭拜活动以及活动结束后的“乡里舆论”展开,并以载录地方志“名宦传”以及立“名宦专祠”等方式作为其教化体系的补充。相较于同处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明中后期名宦祠的冒滥之弊是相对轻微的,因此许多士大夫对殁后能够入祀名宦抱有相当程度的期许,有明一代名宦祠的内在教化效果由此得到保证。     

清广东巡抚王来任展界与名宦祭祀研究

广东巡抚王来任因有功于广东沿海展界,故广州府、惠州府、潮州府等各地以名宦祠祀之,祠庙达数十处,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除官方修建祭祀以外,还存在民众私祀现象。其主要原因则是展界与民生紧密相关,王来任遗疏展界,乡民怀德,自发修庙以祀之。由于地处沿海,一些地方逐渐赋予其海神职能,王来任从而成为地方保护神。     

社学兴衰及其原因的个案研究 ——以山西高平县为例

元明清三朝,高平社学屡修屡废,清中期后又出现了义学化趋势.高平社学兴修的背景是,朝廷的诏令及地方官对诏令的回应,社学的义学化则是朝廷、地方政府改变社学发展颓势的不得已选择.高平社学的发展背景、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普遍指示性,从中可以管窥元明清三朝全国社学兴衰历史及其原因.     

规制与传统:元代富山汪王庙的演变

元朝在江南建政初期,对南宋进入祀典的地方神灵采取抑制和分化的政策,徽州汪王神的主庙"忠烈庙"被改造成佛教的万寿寺,并由此进入颇长的低迷期。到元代中叶的泰定时期,在日渐成熟的本地精英的推动下,汪王神得到朝廷的正式敕封,汪王庙也获得可观的庙产捐赠。与此同时,伴随着理学思潮在当地的流行,围绕汪王神崇拜也产生诸多具有理学色彩的社会文化实践,诸如编制族谱、建设宗祠、置办祠产等都在此时显露端倪。在元代中后期的徽州,虽然还没有划一的国家文化政策,但在地方精英的推动下,地方神的信仰已经出现宗族转向。     

“春秋谕祭”与民间“醮仪”——明清佛山北帝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祭祀北帝的国家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仪式隆重,规模壮观,是佛山上层士绅的特权,而民间酬神谢恩的"醮仪"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参与祭祀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与神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给了他们心灵上的慰藉。官祀与私祀,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佛山地方社会的整合。     

圣姑庙:金元明变迁中的“异教”命运与晋东南社会的多样性

山西高平上董峰村的圣姑庙建于元代,经历了明清时代的变化,一直存在至今。虽然我们目前不能确定此庙信徒所奉教派为何,但可以确定是非佛非道的民间教门。由于自唐后期朝廷对各种异教采取打击封禁的态度,以圣姑庙为代表的这一民间教门在元代则投入真大道教门下,在明代又托庇于王府与卫所的势力,直至清代后期,在无力生存的情况下,才融入当地的社庙系统,向地方民众开放。从这个寺庙的经历,可以看到区域历史跨越朝代的历史轨迹。     

宋代州学教授设置、选任与职掌考论

宋代地方官学在三次兴学运动中得到迅速发展,地方官学教授的设置逐渐普及;选任制度随之不断完善,由朝廷特注转变为举辟、考试学官,并根据不同情况实行指射、定差法等任学官法;州学教授除了传道授业、管理州县官学外,还主持并参与地方文化活动,有的还直接参与地方政务,职掌的逐渐多样化,凸显了他们在处理地方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魏晋北朝河南尹职能考述

河南尹是曹魏、西晋和北魏迁都洛阳以后首都所在郡即河南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河南尹的职掌除如同一般地方官拥有民政、治安、司法、人事等职权外，同时还拥有特殊职责，如参与朝政，参加军事行动，或受朝廷临时派遣等，兼有地方行政长官和中央高级官员的双重身份。     

明清时期临清钞关的作用及影响

临清钞关是明清时期朝廷在运河沿岸的重镇--临清设置的对过往船只进行收税的机构.临清钞关是中央设在地方的征税机构,它在经济上发挥了显著作用.钞关还行使着重要的政治职能,由于钞关的存在,管关官员与当地土绅、过往的官宦之间经常进行交游酬唱,钞关官员的这些行为都在客观上加强了临清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当地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     

联宗、商业与清中后期徽州墓祠的“再发明”——以婺源汪氏湖山墓祠为例

墓祠及墓祠祭祖是认识宗族制度的一个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明嘉靖年间随宗祠的普遍化而整体走向衰落，而婺源汪氏湖山墓祠的案例表明，大体于清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墓祠复兴的现象。汪氏湖山墓祠的形成既是婺源汪氏元明以来频繁联宗活动的承续，也是清中后期新兴婺源商人宗派主动因应国家“联宗祠禁”、与族内其他商人宗派及仕宦宗派进行合作的结果。湖山墓祠实质上是一座新兴婺商主导的联宗祠，从祭祀仪式、参与方式、管理模式、运营原则等方面都体现出减少联宗成本、扩大联宗范围的意图。从湖山墓祠的案例可见，明清以来宗族制度的构造是持续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宗族在适应国家政治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发明”实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再结合。     

战争、族群与区域社会:9至14世纪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研究

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长时段研究区域社会中族群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个案.沙陀、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士对二仙信仰的态度既不能以单方面的接受(华化)来概括,汉族士大夫参与二仙信仰的活动也不能仅以逃避仕金、仕元来解释.不同族群的士绅和官员捐资、兴建或修葺二仙庙,原因复杂,贡献不一.除了对二仙信仰进行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如捐资、兴建或修葺庙宇),士人和民众还通过想像与建构二仙形象,在精神层面推动信仰的发展与传播.这些活动和想像将不同族群、地域、信仰背景、社会阶层、性别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集体记忆,成为地方民众请求中央认可二仙的依据.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北京最老的大型体育场（上篇）--先农坛体育场

生于沦陷，命运多舛
　　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民主的思想也引起人们对体育的进一步重视，尤其体育在各级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影响到军队和民众中，体育场也应运而生。从1911年—1936年，北京先后举办过15次全市性的学校运动会。大、中、小学的地区性运动会和校际体育比赛逐年增多。1913年至1928年，在北京还举办过5次华北运动会、1次全国运动会。在经济落后的时代，能搞成这样规模的运动会实属不易。但没有大型体育场，使得全国运动会不得不在天坛公园修的临时体育场进行。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由北平市承担举办任务，但北平自1930年以来，一直也没有修建正规的体育场。袁良是北平第四任市长，他力主借鉴欧美各国最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经验，锐意革新，力图整顿，市府发行公债，改善财政税收状况，开北平大规模城市现代化建设之先河。先农坛建体育场也是规划之一。     

社交机器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与纠偏

社交机器人在社交媒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社交机器人具有自动性、社交性、功能性和中介性等特点，可通过干预政治事件对政治传播产生影响，既服务于政治传播速度和广度也破坏了政治传播环境。社交机器人具有激发民众参与政治事件，加快政治传播的互动和加速信息传播速度等正面影响，也具有监视规训民众、塑造个体威权人格、滋生民粹主义、破坏政治认同等负面影响。但对技术进行管控能够加强对社交机器人行为的治理，机器人自身对信息的筛查作用可以应用到敏感信息的智能把关，预防信息二次传播造成影响的不断扩大。平台对算法技术的管控能预防机器人抓取用户态度和意见，国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底蕴能够加强制度自信和政治自信，从技术上切断外部的舆论侵略、从意识形态上加强巩固，能够从根源防止机器人煽动民众极化。未来可通过强化算法管制、升级政治传播把关、加强意识形态治理、提升全球治理水平等规避社交机器人风险。     

普度寺与新睿王府

南池子大街东侧有一条叫“普度寺前巷”的胡同，在这条略显狭仄的长巷里，灰墙、灰瓦、红院门构成了北京城最基础也是最和谐的色调，漫步其中悠然惬意。在胡同里的一个下坡拐角处，“呼”的一下就豁然开朗起来，眼前出现的是一组高大而雄壮的古建筑，这就是普度寺。而普度寺的前身就是睿亲王多尔衮的府邸，在这所府邸里多尔衮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辉煌最得意的日子，手握大权坐拥天下，香车宝马、金银珠宝、红粉佳人都曾紧紧地簇拥着他，而这座“糜费帑金数百万”的睿亲王府，便是这一切的亲历者与承载者。顺治八年（1671）二月，多尔衮谋逆事发，王府中织金裹银的日子像梦一样被惊醒，富贵荣华在族人的哭喊声中草草地收了尾。家产、人口及这座金碧辉煌、雕镂奇异的王府俱籍入了官府。没了人气王府很快就破败下来，直到康熙三十三（1694）年此处才改建为玛哈噶喇庙。玛哈噶喇是梵语，意为“大黑”，是藏传佛教中的护法神，观音的化身。80多年后，乾隆四十年（1775）玛哈噶喇庙进行过一次大修，四十一年赐名改为普度寺。大殿额曰慈济殿，殿内额曰觉海慈航，皆为乾隆皇帝的御笔。庙宇修建得极为宏伟，佛像也塑得精奇。光绪年间，清人震钧所写的《天咫偶闻》中便有详细的记载：“（佛像）手执戈戟，骑狮象。陈设多宝物，沈香长及丈，雕镂花纹。明成化中，番僧板的达所贡七宝佛座，即仿其规式造五塔寺者。今尚供寺中，完好无恙，乃木雕加漆者。疑《涌幢小品》记所云：南内最后一殿，供佛甚奇古者，或即指此而言。国初，睿忠亲王曾作府邸，吴梅村诗所谓“十载金归掌握，月明车马会南城”者也。今殿极东一间，北墙下番佛五，皆乘狮象。南窗下悬王之甲胄弓矢，甲长七尺余，黄缎绣龙，鲜好如新。胄径九寸余，护项亦黄色。刀剑弓矢长于今三之一，弓无而一人之力不能开。旁二护卫像，著甲执兵，皆真物，王之二巴图鲁也。殿外作龙尾道，直抵山门，道旁古松林立，清荫甚美。”民国后，普度寺一直被军队或其他机构占用，而庙内所贡奉的多尔衮的遗物及部分殿宇均已消失不见了，仅余山门、正殿和方文院。新中国成立后，普度寺又被南池子小学和当地居民所占用。人为的破坏与自然的侵蚀，使这座王府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光华，残破的山门，剥落的红漆，长满荒草的屋顶，如一所破庙摇曳在凄风苦雨之中。2001年政府开始对普度寺进行修缮，这是继1775年后头一次大规模的维护，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将学校与寺内居民腾退、迁出，大殿、山门等多处地方也进行维修，并全面实施了绿化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