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者撤回权制度

在现今社会,网络购物、电视购物、邮寄购物等各种新型消费方式受到越来越多普通消费者的欢迎。这些新型交易方式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消费者相对分散,力量弱小,因此其与经营者相比,无论在信息获取能力还是经济实力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型交易方式迅速发展的今天,消费者的这一弱势地位表现得尤为明显,进而导致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也日渐增多。而针对此种情形,我国现有法律却无以规制。所以,本文从消费者撤回权角度出发,分析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正当性,建议在吸取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法律应不断完善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以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更好保护。     

论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知情权深化及其制度保障

预付式消费模式是以先付款后消费为特征的涉及长期债务履行的继续性合同关系。这一新型消费模式在为经营者缓解资金压力、提供稳定消费群体的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优惠。但预付式消费也存在着潜在风险。预付式消费者保护的法律设计应当在深化预付式消费者知情权内容的情况下强化经营者的信息告知义务,同时还应当增加预付式消费者的合同终止权、变更权与索赔权,最终形成预付式消费者知情权保障的制度框架。     

消费者商品交易反悔权之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交易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新型消费者权利不断地拓宽着法律的认知视野。从对消费者深度人性关怀的角度，探讨消费者商品交易反悔权应该保持天然的合同自治性，还是提升为法律强定权；其权利范域是慎圆于个别经营．还是朝向全部消费方式。     

试析消费者安全保障权

通过两个关于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典型案例,解释了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基本概念、内容和作用,分析了经营者对消费者安全保障权应履行的义务,认为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不得通过合同方式给予取消,即在消费过程中第三人侵害了消费者安全权以及消费者自身有过错时,经营者应尽到法定义务、约定义务及附随义务,在消费者安全保障权受到损害时,经营者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责任不应减轻或免除。     

试析消费者安全保障权

通过两个关于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典型案例,解释了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基本概念、内容和作用,分析了经营者对消费者安全保障权应履行的义务,认为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不得通过合同方式给予取消,即在消费过程中第三人侵害了消费者安全权以及消费者自身有过错时,经营者应尽到法定义务、约定义务及附随义务,在消费者安全保障权受到损害时,经营者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责任不应减轻或免除.     

走向增权的妇女发展——西方妇女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基于对西方妇女发展理论和妇女增权有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分析,认为妇女增权这一新兴理论的提出将对妇女发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剖析了西方妇女增权研究的局限性,指出妇女增权是发展和实现其个人权利的基础,还需要关注制度增权以及增权中的社会文化差异。     

增权理论模式下高校学生工作创新研究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需要学生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创新。增权是西方社会工作领域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正义和减少社会不平等。增权理论为我国高校学生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实践中通过构建辅导员助理制度来消除和减少弱势大学生群体的无权感、实现个体增权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构建和谐校园的有效途径。     

论预付式消费中信息差异失衡及其法律应对

消费时间要素变革后生成的预付式消费模式使得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原本的信息差异进一步拉大。预付式消费具有缓解经营者资金压力、提供稳定消费群体以及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等制度优势,系双赢模式,但"先付款、后消费"过程中的信息差异所引发的风险往往给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较大威胁。应对预付式消费中的信息差异失衡需要在法律制度设计上深化预付式消费者知情权的内容,强化经营者的信息告知义务,同时还应当增加预付式消费者的合同终止权、变更权与索赔权,最终形成应对预付式消费信息差异失衡的法律制度框架。     

试论我国消费者破产制度的建立

在需求型经济时代,制度创新是启动居民消费需求的必然选择。文章通过对消费者破产制度形成过程的历史考察,在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现行消费者破产制度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消费者破产制度的基本思路。     

作为消费者新型法定权利的撤回权——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之权利名称及适用条件辨析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被媒体和部分学者称为消费者后悔权(反悔权)。但后悔权(反悔权)带有较强的道德色彩,无法准确反映该权利之法定属性,不仅无助于消费者正当权益的保护,还可能造成对市场秩序的破坏。撤回权的称谓因其客观中立特性则更能准确反映其法律性质以及平衡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不同利益的立法本意。撤回权也不是绝对的无因退货,它的行使也有适用范围和限制性条件。     

中日经济发展与消费者法制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离不开贸易往来,越境交易消费者纠纷难以避免。中国改革开放后与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发展有着类似的轨迹,而且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中日贸易自古以来就十分频繁,尤其随着近年跨国网购平台的建立及旅游业的发展,两国间消费者纠纷呈上升趋势。解决这些纠纷,创建安全消费环境、实现双方企业共赢成为时下学者们关注之课题。而研究他国消费者法制进程并与本国比较是寻求纠纷解决机制的前提。本论文分别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及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与消费者法制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并比较,总结不同社会制度下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共同特征及不同之处,以此探求跨国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     

工业文明消费模式批判

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有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支撑。传统的工业文明消费模式不顾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在消费方式上,是一种挥霍型消费,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在消费性质上,属于不公平消费,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在消费结构上,片面追求物质消费,而相对忽视精神消费,不利于人类身心全面发展。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迫切要求工业文明消费模式向可持续消费模式转变．     

浅谈建国以来国民消费心理的变化

本文以建国以来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为背景，简要的概述建国六十年来几个不同历史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消费心理从追求满足生存需要逐渐转变为追求更高的生活需要。尤其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使人民消费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后指出企业应该追寻消费者心理变化，调整发展方向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消费者幸福感研究述评

近年来,消费对幸福的影响引起了国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为推进本土化研究,从消费者幸福感的概念及内涵、研究视角、影响因素等角度系统梳理了有关消费者幸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并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方向,以期为发展中国情境下的消费者幸福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借鉴。     

大学生消费文化的特点及教育措施

通过对大学生消费文化状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消费文化在消费结构上具有多样性、合理性等特点;在消费行为上具有一定的节制性和计划性;在消费价值观上以理性为主。这说明大学生的消费文化基本是积极和健康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良的倾向如消费价值观上的消费主义倾向、消费行为上的盲目性及消费结构上的不协调性。     

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冷静期问题

随着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金融产品日趋专业化和复杂化,在给消费者带来巨额回报的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风险,消费者往往因为金融机构的不当销售行为或复杂的金融产品蒙受经济损失。冷静期作为一种保护规则,可以有效防止金融机构的不当销售行为,避免金融消费者的非理性行为,在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中都得到了运用。通过资料的搜集和比较,对冷静期权利的性质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就冷静期的具体适用问题,如适用范围、适用期间的计算等,加以进一步的论述,试图借此为冷静期在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适用提供借鉴。     

关于消费者决策风格的研究综述

消费者决策风格是消费者对于诸多选择进行评价、做出选择的过程，而价值观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深层的心理因素，并促使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形成稳定决策风格与决策倾向。因此对于消费者的决策风格和价值观进行研究，可以对消费者在购物决策中的特点进行考察，并且就其对于决策的影响进行探析。文章详尽回顾了自1986年以来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研究的发展历程，对相关文献做了梳理和评述，最后讨论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     

消费者对 CSA 的感知价值和行为意向关系研究

随着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一种新型的农业模式———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 CSA)应运而生。我国 CSA 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在 CSA 农场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消费者流失率急剧上升。消费者价值被视为导致消费者满意与忠诚的驱动力。以消费者感知价值作为前因,探究 CSA 农场消费者感知价值维度对消费者满意度和行为意向的关系,可为 CSA 农场实施基于消费者价值创造的营销计划指明努力的方向。     

反思波德里亚:我们如何理解消费社会

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已成为国内批判性理解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但他不是从对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及其规范论证的角度去讨论消费社会,而是从符号学的经验分析和人的本真性诉求去批判消费社会。这样的思想样式注定了他对消费社会的否定是非法理性的;他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是传统批判理论之审美主义批判的延续和变种。鉴于审美主义批判已在国内的思想界演变成为一种阻碍社会理性批判的文化氛围,应谨慎对待波德里亚并进而廓清他在国内思想界的影响。     

消费者破产立法模式比较研究

消费者破产立法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服务于消费信用的发展。从信用管理强弱的角度,消费者破产立法模式可划分为开放型模式和管制型模式。两种立法模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立法目标、程序门槛、债务人教育制度等方面。消费信用、社会保障等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立法模式的选择。我国目前相关配套措施如征信体系、财产登记制度等尚未完善,消费者逃债问题始终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消费者破产立法宜偏向于管制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