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与方略

在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法治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宏阔背景下，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对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基础性保障功能和战略性支撑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生态良法善治，蕴含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价值追求，创造了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珠联璧合效应的人类生态法治文明新形态。用法治来引领、规范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总目标和总抓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框架下构建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备法治规范体系、高效法治实施体系、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法治保障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构建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目前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立法的体系性、完备性不足，且与宪法和其他部门法以及党内生态文明法规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生态环境执法体系尚未达到良性高效的建设目标，生态环境司法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理性系统的“绿色司法”制度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中央督察与省级督察两级工作衔接机制不畅、国家监督...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回溯与展望

中国环境法治发展40年,也是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发展和建设的40年。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形成由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构成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利体系和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规则。总结经验,公众参与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题中之义,是提升环境决策质量的重要保障,是调动公众环保力量的必然路径。面向未来,广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注重提升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狭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通过完善主体界定、推动信息流动、推进协商参与和加强社会监督等实现进一步完善。     

论违法侦查的实体减轻

违法侦查不仅具有诉讼终止、排除非法证据、要求补正或合理解释等程序性法律后果,也可以引发以减轻刑罚为代表的实体性制裁。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以国家机关整体利益为制裁对象的实体减轻根源于程序正义对刑罚正当性的影响,与程序性制裁共同形成违法侦查的双重制裁体系。在量刑层面上,违法侦查动摇了国家机关作为处罚主体的适当性,属于影响责任刑的量刑情节。在程序定位上,实体减轻针对的是违反程序规范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造成实质侵害的违法侦查行为。因此,在适用范围上,实体减轻仅与技术性违法侦查和应适用诉讼终止的严重违法侦查存在排斥关系,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程序补救规则的适用对象分别属于并列关系和交叉关系。实体减轻不仅可以彰显程序正义在刑罚正当性要素中的重要地位,也为被告人提供了一种新型救济方式。     

依法治国的要义:程序法治化

<正>[主持人语]人治的特点在于恣意擅断,法治的要义在于依规则而行。法治语境下所强调的依规则而行即依法办事,主要是指按照立法上所设定的程序性规则和实体性规则,乃至根据法治的精神进行治国理政。"奉法者强则国强,法治兴则国兴"。"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法治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对此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思考、研究。正因为是否按照程序决定了人治与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领导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环境管理体制。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主要包含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保障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五方面内容。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良性运转，需要建立和完善协同促进机制和反馈调节机制。     

我国进口许可制度与WTO《进口许可程序协议》的衔接思路

入世后,我国的进口许可制度从实体到程序都应当符合WTO规则的要求,包括与《进口许可程序协议》的对接。《进口许可程序协议》的规范角度很特别,仅着眼于程序本身,并以此与WTO其他协议中的实体规则相结合,从而形成对进口许可制度的有效调整机制。我国现行规范进口许可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是实体与程序一体,且具有多头、多元、多轨和多变的特点。为解决现存问题,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进口许可法律制度,在与WTO规则的衔接上可分两步走:首先把程序制度剥离出来,然后再分别从程序和实体方面予以统一和规范。     

公共服务的法治建构:渊源、框架与路径

公共服务的法治建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体现民意、保障民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从法与公共服务的渊源看,现代公法首先是调整公共服务的法律,是公共服务精神融入国家治理的体现。公共服务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创制规则、主体规则、行为规则和责任规则等四个环环相扣、联系密切的基本维度。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服务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法制驱动,着重从权利界定、责任分配、行为规制等不同方面共同规范公共服务的发展。我国公共服务立法存在基本法缺乏、实体法不完善、过程或程序性法律滞后等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为了使公共服务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从顶层设计、分权、质量改善等原则出发,加强公共服务立法的系统性、民主性和科学性。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冲突、博弈与法律调控

环境保护运动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利益内涵。当工业文明步入困境，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就是要求建立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将产生新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法律为解决利益冲突和规范利益博弈定下了规则和程序，从而将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纳入了法律的调控。因此，要充分发挥法律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调控作用，不断加强和完善生态环境法治。     

价值分析:以正当法律程序为视角

正当法律程序作为重要的现代法治理念和原则,在程序推进过程中意义重大。对正当法律程序价值分析历来有程序工具主义价值理论和程序本位主义价值理论两种对立的方法。法律程序“正当性”的内在程序性价值形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可以构成判断不同程序规则合理性的基本依据,从诉讼程序上看,“利益无涉”就是回避制度,不同的程序价值形态在不同的程序法律中也会各有侧重,在我国,必须加强对程序正当性问题的研究,以服务于我们的立法和司法。     

对建立我国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法律制度的思考

我国环境资源中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或原则还不明确、具体,也缺乏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生态系统开发的申报许可登记制度、生态破坏的恢复与生态系统重建制度、征收生态补偿制度、生态保险制度、生态保护基金制度等具体的生态系统管理制度。因此,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具体应做到:第一,在整个法律体系层面上,借鉴有关先进国家相关法律体系的配套完善的经验,对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配套拓展;第二,在建构专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法律体系层面上,坚持现有法律体系,通过制定新法和修订现有法律相结合的途径,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律体系;第三,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法律的具体制度层面上,应注意填补环境保护法规空白,完善法规体系,使我国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法律制度健康有序地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足与互助：以环境法典为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理念科学、视野宏大的理论体系.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构建具有自足性:在理论创新层面,汲取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法治观;在问题应对层面,破解当下"四大赤字"危机并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在全球视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表达具有互助性:二者互为价值观指引、互为方法论支撑,并共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在形式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实质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和"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环境法典不仅通过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还通过"总则+分则"的立法技术支撑实现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序运转的流畅性、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环境法典是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谈起

作为程序法治的一项国际准则,对刑事侦查程序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其目的是规范侦查权在有序的法治轨道上运行,达到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价值平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功能,但仅凭这种结果上的后置制裁性审查难以起到真正意义上的控权作用。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破解问题的出路在于以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切入点进行延展,形成与之相衔接的侦查程序司法审查制度合力。应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权力分工负责的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从司法审查的对象、司法审查的方式以及司法审查的主体三个方面建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制度。     

长江流域跨区水污染的法律规制——基于现实考察与利益博弈的反思

［摘要］长江流域跨区水污染的防治不仅是政策规划层面的问题,更应该从法律规范层面对跨区水污染的治理模式、相邻政府间的协商合作等予以规制。跨区水污染的治理包括政府主导型、政府指导型、自组织型三种模式。针对长江流域跨区水资源利用中的公地悲剧、地方保护主义和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法律层面的规制应以循环经济理念和流域控制理念为指引,形成完整的流域跨区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以宏观综合性立法规范跨区水污染的防治,健全跨区水污染管理体系和解决程序。同时,完善多元中心府际协作治理机制、环境监测制度、信息共享制度和流域跨区生态补偿制度等,以法律和制度体系保障长江流域区域间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两山”论的解释力、分类实践与制度回应

“两山”论的实质在于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有效解释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人类在两者间的选择、放弃与坚持。我国当前可通过在禁止开发区走“生态优先”路径、在重点开发区走“绿色发展”路径、在限制开发区与优化开发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对“两山”论进行分类实践。在分类实践进程中，亟须通过实行差异化财政投入政策、创新间接财政投入方式、增加环境税税额确定的考量因素、完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等举措进行政策导向，以及通过区域协同立法“协同程序”的模式建构、河长“职权职责”的制衡配置、生态保护红线“越线责任”的聚合创设、环保督察“强化问责”的程序明确、环境信用“特色评价”的指标设置等措施实现法治保障。     

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图景

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确立一个目标,即法律信仰,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遵守、法律尊重和法律尊崇,在内容上呈现为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运用两种机制,即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通过三条路径,即规范层面的制度激励、实践层面的过程体验和精神层面的宣传教育。其中,制度激励主要运用道德法律化机制,旨在培训法律遵守;过程体验和宣传教育主要运用法律道德化机制,旨在培养法律尊重和培植法律尊崇。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必须围绕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全面实施,实现三条路径间的密切配合、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体系性合力,塑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体系建构

公众立法参与权利的实现和公众立法参与行为的真实有效都需要完善的立法参与制度来保障。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运行由一系列行为规则、规范和具体制度维系支撑。代议制民主制度、授权立法制度、立法信息公开制度等为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提供了制度基础。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体系由程序性参与制度、非程序性参与制度、基础性制度等三个层面构成。建构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需要明确制度目标，科学定位制度功能，要有利于发挥不同主体立法参与作用。     

逻辑对法治原则性命题的意义

法理学应该研究法治的一些原则性命题如何实现.这些原则性命题包括法律解释的合法性、客观性、合理性、正确性和正当性等.逻辑规则是法律方法的支撑点,在法律方法中居于基础地位,相信通过认真地对待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方法,可以使法律解释结果逐渐接近法治.在法律影响人们思维的因素中,逻辑规则起着保证法律的固有意义不被丢失的作用.法治所需要的合法性形式、客观性追求、合理性反思、正确性答案和正当性程序等命题的实现,都离不开逻辑规则的运用.能动司法不是脱离逻辑推理而自如地解释法律,严格遵循逻辑规则才是通向法治的思维指南.     

由“程序”而“正义”——论“程序正义”对“司法公正”的价值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要求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而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重要的途径。由于司法是一种被动性、中立性和程序性的活动,程序的正义对司法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当的程序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由于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律适用者的程序意识淡薄,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程序正义就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恩施州民族立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恩施州民族立法已初具体系和规模。恩施州民族立法内容类同、疏漏、粗放、短缺,缺乏系统性、民族性、程序性、操作性。应立法创新,加强民族立法的立、改、废,以经济立法为中心,注重程序立法,建立与完善具有民族地方特点,体系完整,程序规范,实际操作性强的自治法规体系。     

对中美排除非法证据若干程序的比较与评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亦深受美国法制的影响。从比较法视角,对中美两国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内容进行对比与评析,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和反思,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