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与共同性生成——考察民国时期“旅内”边疆学生的一个维度

有鉴于国民教育具有增进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团结内部”和“抵御外侮”的重要意义，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均将“鼓励边疆学生赴内地求学”作为统合边疆民族的基础性工程，并在政策激励、制度保障方面积极探索，努力推行。从具体实践看，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边疆学生的族际交往呈常态化，他们对内地社会的认知，多数经历了一个“因观摩而了解”“因了解而团结”的过程，这对于来自边疆地区的青年学生与生活在内地的人群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能够起到重要桥梁作用。尤应指出的是，一些边疆学生通过在内地的学习、交往与交流，对历史上的“华夷关系”和所面对的民族关系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致力于表达民族间的共同性，认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边疆与边疆政策研究简论

清晰边界和有效边治是民族国家边政的重要内容.中国疆域广泛,尽管古代帝国绝大多数统治者常以“华夏文明至上”耀居,在“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弱边治意识主导下,遥远边陲不时也被施授“犒赏”周边方国.但清晰化边疆却始终是古代帝国或者说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重要意志.为了更为恒定地保有和富裕边疆民族,中国历代政权统治者都结合边疆事实设计并轻重有别的施行边疆政策制度,有序化治理边地,充分培养和巩固边疆民族的国家意识.然而,边疆制度源起并服务于地方边地事实,地方边疆的发展更变对边疆政策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曾经的有效制度急需在经验总结和检讨中修正,进而设计创造出契合民族国家以及地方边民多重利益主体需求的政治制度.     

论隋文帝"君臣一体"的民族关系思想

君臣关系本是同一政权内国君与臣民的隶属关系,一般遵循儒家所规范的行为准则。隋文帝在积极吸收传统的君臣关系思想成果的同时,又在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根据隋朝民族关系的实际,形成了新的“君臣一体”思想。这一思想的前提是“普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其基本内容则是为臣的少数民族政权必须向隋称藩,保持臣节,岁岁朝贡,永服威刑;其特征和目的是把传统的伦理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和传统的政治思想中的君臣关系扩大化,将不同政权的君臣视同自己的臣民,以恩威并施手段,保证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处于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以达到边境安宁、太平无事的目的。这一思想的实质仍是民族压迫与民族剥削,君是绝对意义上的君,对少数民族政权操有征伐、征调等大权,而臣是相对意义上的臣,有时与奴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清代档案与民族经济史研究

清代民族经济史研究,是我国古代民族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不仅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全国性封建政权,而且在这一历史时期,各族人民用辛勤的劳动,共同开发了祖国的边疆。从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得以较快发展,与内地的各种经济贸易交往,日益密切和频繁。近年来,清代民族经济史研究工作,取得了一     

明代边地儒学教育体制变迁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以云南永昌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云南永昌地区经历了复杂的儒学学校发展轨迹：最先出现的是边地卫所治下的特殊社学，它们虽以“社学”为名，却表现出明显的官办特征，教学内容具有边地和军事特点，更近于官办儒学形式；继之是军民指挥使司儒学，显现出府州县儒学与卫所儒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以其灵活性兼顾到边疆民族地区不同群体、不同治所的教育需求，但规制相对不完备；最后是府(州、县)儒学，它突破了军民指挥使司儒学发展的瓶颈，实现了边疆与内地学校形制的整齐化。以永昌地区为代表的边地学校体制的演变之路，显示明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儒学以教化百姓为起点，且政策灵活、形制多样，最终实现了改易风俗、发展文教的多重效果，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之比较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清统治者吸收了以往历代统治经验,十分重视教育在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过程中的作用,将教育视为治边重要方略。适应于边疆与内地联系愈加紧密的历史趋势,清朝在云南边疆举办教育的力度超过明代,各类学校的设置范围更广,尤其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大量开办义学,成为清朝云南边疆民族教育的显著特点。明清云南教育的发展,在传播中原儒家文化,推动边疆民族社会发展,促进边疆社会内地化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国民之一体”:民国时期任乃强的边疆民族观及其嬗变

近代内忧外患的时局促使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内地知识精英与边疆民族的交往互动对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起到积极作用。文章尝试运用"知识史""概念史"等方法,从个人生命史的视角,探讨任乃强如何超越传统的"华夷秩序"观,以边疆民族为"主位",重新思考边疆民族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并探索与思考"中华国民之一体"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阈下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逻辑理路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动态发展的科学理论,新时代“一条道路”“中国梦”“两个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全新发展;新时代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代课题的回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步破解、对新征程的大力推进确立了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全新坐标。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通过“缩小政策差异”+“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共建良好的发展机制,运用法律手段创设“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协调边疆民族关系”的有序法治机制,结合“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共同构建全面教育机制,借助边疆各民族“互嵌”+“沁入”共创共居、共事、共享的协同机制,为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全新道路。     

试论地缘条件对汉匈关系发展的影响

汉匈关系的发展演变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政治现象,双方强弱位置的转换与两汉时期的政治地理条件关系密切.研究发现汉匈双方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双方综合实力形成有重大意义;阴山、河西走廊等战略要地的得失限制了匈奴势力的发展;长城防御体系的形成则使汉政权获得了战略优势.?＃     

化特殊为相同——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与文化认知检讨

20世纪30年代初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组织实施的边疆教育,在概念和内涵上呈现出从"蒙藏教育"到"边疆教育"的转换。边疆教育的实施,体现了均质化的"地域统合"色彩,其初衷乃是为了实现对边疆民族施以无差别的国民化教育统合,然则其效果不彰。尽管国民政府主导下的边疆教育未能完全实现"去除畛域私见,培养共同意识"的崇高目标,但它在客观上促使一些内地社会知识精英开始检讨"华夏蛮夷"的传统偏见,主张以平等的观念对待边疆民族,摒弃"民族同化"的精神与政策,从"我群"与"他群"的视角重构内地与边疆之历史及关系,藉此推进双方间的交流与交融。     

论清朝统一新疆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逐渐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同时在吸收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众多少数民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元明以来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又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当地当时特点的民族政策,使其深入人心。虽然其民族政策具有以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利益为最根本、在维吾尔族聚集的南疆地区实行汉回隔离政策等局限性,但从总的方面来讲,是加强了新疆诸族与内地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密切了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效地抵御了外来侵略。     

两汉护羌校尉研究述评

护羌校尉是两汉时期设置于西北边疆地区,主管羌人事务的职官。在汉羌民族关系史及中央王朝对羌族的治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护羌校尉的始置时间、称谓及其与金城属国都尉的关系等,学术界进行了全面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不少争议的问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南朝遣使巡行初探

南朝时期的"遣使巡行"颇为盛行。从出巡使臣的职责范围看,南朝较之汉晋有不断扩大的趋向,其职权范围逐步扩大到诸如考课、监察、赈恤、举贤、教化等重要领域;从巡行形式上看,此时的遣使巡行一分为二,正式分张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逐步形成中央系统主导、地方系统辅助和补充的格局。这一制度对于维护南朝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秦汉北部边防建设

秦汉重视加强北部边防建设,一是边防军队力量建设,派重兵驻防北边,主要有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和民族兵等,形成了比较强大的边防军事力量;二是边防的军事设施建设,大规模修筑边塞防御工程,建城筑堡,修障造燧,开拓道路,修筑的垣墙、城障、亭燧、烽台、关隘、军用道路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信、隐藏等综合功能,奠定了御敌、反击的坚实基础;三是边防经济建设,实施移民实边、积粟输边、军队屯边的移民屯垦政策,增强边防经济实力;四是边防防御能力建设,配置精良的武器装备,提高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采用激励政策,用人以能,考核以绩,晋升以功,对违法失职的边防军追究责任,充分调动边防军提高技能的积极性,加强军事训练,发展骑兵部队,提高军队技术水平,建设精锐之师、无敌之师;五是边防和谐社会建设,对少数民族一方面施以缔约媾和、赏赐怀柔等恩德,另一方面武力征讨,施加威力,示以惩罚,还加强对待少数民族的防御,有备无患。秦汉北部边防建设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建章立制,二是财政投入力度大,保障了北部边防建设的正常有序进行。秦汉北部边防建设,增强了边防军事力量,提高了边防军的防御能力,有效地抵御外敌入侵,确保了边防的安全,巩固与维护了中原内腹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促进了北边地区的经济开发,加速了民族融合。     

失地少数民族遭遇的结构二元困境——基于贵州溪村四次征地事件的分析

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导致很多少数民族群体的农地被征用,催生了一个新的边缘化群体即失地少数民族。该群体不仅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且面临着组织与制度资源的匮乏,陷入了一种新的结构二元困境中。要打破失地少数民族面临的二元困境,不止要限制地方和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积极培育和加强少数民族自身的组织建设以扩大地权,在征地中还应遵循程序正义和差别正义的理念,尊重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历史上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早期的云南地名应是当地民族语地名。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的设治经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移民的进入,云南逐渐出现了汉语命定的地名。明代以前云南的汉语语义地名日益增多,明代开始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勃然兴起,明清以来汉语语义地名与汉族姓氏地名逐渐成为云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云南汉语地名的发展,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特点,云南汉族移民的定居方式和自身“土著化”过程,以及云南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的变迁。     

“河湟”地理概念变迁考

＂河湟＂这一地理概念,大致经历了汉代构建时期、唐代扩展时期和宋代以后复原时期三个阶段。汉代,随着中原王朝疆土西拓,＂河湟＂表述得以构建,但早期＂河湟＂内涵并不清晰;唐代,由于＂河湟＂地区本身战略地位的变化,＂河湟＂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其内涵更加的抽象化,指代的地域范围也更加的泛化和模糊;宋代以后,随着＂河湟＂边防地位的下降,其内涵也趋于向本体回归,最终成为今青海、甘肃两省黄河与湟水交汇区域的普遍代称。     

2009年第5期目录

中国边疆多为信仰、语言与文化不同的多民族的聚居地,不仅"守边、管边、控边"的分散性和涉外性明显,而且"固边、治边、富边"的复杂性和自治性突出.中国历史上有以夷制夷、羁縻州府、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盟旗制、伯克制及屯田制等独特的边安经验,也有民族区域自治的丰富实践.然而,着眼于历史的逻辑、现实的语境及未来的图景,边安问题研究的缺失与边安政策的摇摆凸显了建构"边安学"的价值."边安学"是以边疆安全为研究对象、以探索边疆安全治理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交叉性学科,其问题域是边疆安全治理,价值基点是"人的安全",理论范式是"和合主义",研究重点是边疆安全能力建设."边安学"将丰富边疆治理的内容、方法、途径与实效,使边安研究从零散、被动、经验化转向系统、主动、理论化.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

秦汉乡里吏员的构成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里耶秦简从多角度揭示了秦代吏员设置的情况,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关于秦汉乡里吏员的争议问题。以里耶秦简为参照并结合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之际封建国家在乡里基层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官僚管理网络,如在乡里之中除了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秦汉之际乡里吏员的秩次较以后秩次级别为高,乡啬夫的秩次从百廿石至二百石不等,达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长吏的最低秩次,乡啬夫恐怕是要经过中央任命的,里一级的领导人,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上级任命;秦汉之际吏员的设置反映了秦制对汉初制度的影响,而汉代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又是以汉初制度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