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美及其后现代转向

社会美作为美的形态之一,作为中国美学的“特产”,曾经在中国美学界引发过激烈的讨论、研究与宣扬。然而,它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却逐渐走向了停滞。不过,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当代美学开始关注生活、社会和自然,开始将生活、艺术、社会、自然的界限抹平--它们开始提出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肯定美学”、“景观美学”--而这些实际上和中国现当代的社会美有着相同的时代诉求和审美立场。同时,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进展,后现代美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美开始走向一种建设性的审美征途之中。它开始倡导一种自由、多元、和谐的审美观念,而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广义的生态美学观。     

伦理经验与诗性意义——杜威美学及其价值的再审视

要深入理解杜威美学,就要从其形而上学立场开始。他试图以自己哲学思想最核心的“经验自然主义”所提供的整体性与过程性去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超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他的美学中,基于“一个经验”的审美经验代表了最完满的经验,使艺术能够通过自身的过程性和整体性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与价值。艺术与审美是获得好生活的智慧,同时也是赋予人们以意义的实践。艺术作为开放性的交流,最充分地实现了民主,民主社群使好生活得以可能,民主生活则是好生活的理想。杜威在艺术和审美中找到了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中二元论、基础主义的整体性、过程性的办法,并且从中看到了理想伦理生活的理智性与情感性。他对“意义”的讨论是其经验形而上学与美学理论之间至为重要的纽带,并且最终通向伦理学的价值维度。在今天,通过重新思考杜威美学,人们也许会得到启发,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面向未来。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乡土美学与民间理想的艺术礼赞——苗族民间锉花的审美特征

苗族锉花是湘西苗族民间剪纸的代表工艺,和一般的剪纸艺术在审美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除去创作主体与实际功用的差异外,苗族锉花的审美意义表现为对生活的诗化,表达了对于世俗生活中的“福”、“禄”、“寿”、“喜”等价值的追求。苗族锉花作为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实现着人神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传递着对于民间神灵的衷心祝祷和美好祈愿,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世俗信仰的超越。     

东方美学中的“意象”理论

“意象”是东方美学中的核心范畴,它发源于中国古典美学,同时在东方其他各民族的美学体系中也有具体、深刻的体现。“意象”的美学特征表现为“隐”与“奇”,即象征性、含蓄性、暗示性、神秘性,这也恰恰是东方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鲜明特色。     

拓进中的回望：美学本体论的发展历程与终极形态——兼论“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的转型

美学本体论问题的发展态势在美学史上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即经由以“客观论”和“主观论”为主流的两个阶段之后，最终走向符合美学特殊性的“主客二元合一论”阶段。美学本体论之所以走向这样的终极形态，根本原因在于美学的原始根基乃是“感性学”。明辨美学本体论问题的特殊性状与发展走向，对于深入全面地探讨美学史和美学理论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探讨当前美学理论形态逐渐从“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转型的问题，都很有必要很有裨益。     

儒家美学的“本真”生存审美诉求

儒道美学重视人的生存问题,把人,即“此在”的“本真”生存作为最高的审美诉求与审美境域。在儒家美学看来,“仁”的构成境域就是人的一种“本真”生存态势或生命状态,也即“本真”审美域的达成态。可以说,正是从重视人生、珍惜生命、推崇“本真”生存出发,儒家美学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生命意识的培养。而“仁”审美域的达成流程其本身就是一种“本真”生存态的生动呈现。     

仰望神性之美：柏拉图审美理论的基本精神

学界对柏拉图审美理论的基本精神一直有所争论。柏拉图的审美理论虽然凸显了灵魂内部的张力冲突,但总体上“理性-神性”的哲理精神仍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在他的“回忆”说和“阶梯”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回忆”说以灵魂马车的比喻形象地阐释了节制的理性克制放纵的情欲的过程;“阶梯”说则阐述灵魂如何一步步剥离感性影像,不懈地追问上界的“美本身”,从而彰显着审美的“理性-神性”精神。正是在感性情欲与理性神性的动态冲突中,柏拉图美学才走向对永恒真理的凝视、对神性之美的仰望。     

重“道”而兼顾“文”：朱熹美学的整体视阈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艺美学领域也影响巨大。朱熹的美学思想以“道”为根本,反对“文”的独立地位,不过他并未彻底否定文辞的形式美,而是在坚持道德美的前提下,对诗的赋比兴创作方法和审美方法做了有益的探讨,体现了比较圆通全面的美学视阈。     

道家美学之“清静”说释义

就人生美学看，“清”则应该表征一种人生的审美构成域和构成态势。如老庄所倡导的清静无为的审美心理态度，虚心应物、涤除玄览的审美体认方式、超脱尘俗的审美情调等都以“清”为学理依据。作为道家人生美学的重要组成，“清”的审美意识深深烙印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观念和审美趣味中。     

宫廷奢雅与瓦肆风韵——宋代从皇室到民间的审美文化与休闲风尚

宋代是中国传统休闲文化兴起和繁荣的时期。不但文人士大夫普遍地追求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休闲化,使宋代的审美文化充满了休闲的旨趣和风貌;而且从皇室到民间,宋代社会普遍崇尚和追求休闲的情趣。皇室的休闲活动体现出“奢”和“雅”的特点,民间的休闲进一步世俗化,并体现出“狂欢”和产业化的特征。     

论山水审美中士人的主体建构与人格完成

山水诗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山水审美参与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这一参与建构的过程呈现出历史阶段性：晋宋山水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士人打开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朝廷、政治的审美境界,为个体人格注入了非功利的审美因素,山水的审美品貌和依托形式也大致确立;唐人山水突出了情理的和谐交融和感性生命的自由舒展,创造出壮阔雄浑的山水兴象和秀逸明净的山水诗境,但中唐的文化转型造成传统人格的萎缩,也使山水境界从荒野林泉转向都市亭园,启迪着宋人的山水新路向;宋人山水突出了对宇宙人生之理的关注,将山水也纳入人文精神的范围,宋学中理学标举的天理本体与苏轼蜀学所提倡的情本体,使士人在山水中定位的理想人格朝不同方向发展,并对明清以后的山水美学与人学产生深刻影响。     

都市的沉沦与挣扎－论柳永的恋都情结及其文化心态

柳永及其词是北宋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词浓缩着一种人生形式的恋都情结,这种情结的丰富内涵,不仅表现了向往世俗享乐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方式,而且透露出重功名与倡个性的矛盾冲突.本文详尽剖析了柳永复杂的文化心态.     

陈抟美学思想初探

作为唐宋之交承上启下的学者道士,陈抟的美学思想是丰富而有特色的.他毕生追求自由自在的人生,以审美的态度考察宇宙的生成和自然万物,强调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陈抟的宇宙生成思想、内丹思想为后人所传承,他的淡然恬静、寄意于山林水泉的审美境界对北宋的美学风格有重要影响.     

盛唐的盛世和谐特征及其内涵考察——兼论盛唐诗人的休闲状态和山水情怀

盛唐盛世不仅仅表现在国力的异常强盛上,其最不同于其它盛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社会的全面和谐：人与文化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盛世全面和谐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形成了盛唐特有的休闲风气,从而致生出诗人的休闲状态及自然情怀。国家兴而山水兴,故而出现了盛唐所特有的山水诗的美学形态,形成了盛唐诗人所特有的话语系统和诗歌高潮。     

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两宋时期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这些文献著录了许多唐五代史事,是研究唐史的又一个史料宝库。它大大补充了唐五代佛教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研究唐五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史籍也是研究唐代世俗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诸如社会变迁、唐代士大夫政治斗争、宦官与佛教之间关系、民间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明清北京休闲文化发展的分期及其影响因素

明清时期是北京古代休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时风俗的转变给北京休闲活动带来了巨大影响。明万历以后的北京民风追求物质享受和游乐。清前、中期开发了“三山五园”,茶馆、酒楼、会馆、庙会、风景游览地等蓬勃发展,商业剧场开始出现。由于内外分治政策,外城西区在各类休闲地的建设方面处于北京各区前列。清末,京剧形成,而园林等休闲地受到外来侵略军的破坏。从甲午中日海战到清亡之间,北京进入吸收西方休闲文化的发展阶段。清末北京公园和动物园开放为市民公共休闲空间,是北京休闲史上的重大事件。     

皮日休散体文管窥

晚唐皮日休的文章主张“文贵穷理,理贵原情”,“上剥远非,下补近失”,表现了鲜明的社会改良意识。在道统上,他尊韩,崇王通,却不盲目迷信,而能在“变”中表现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联系中唐韩愈与宋初文人的一座桥梁。在文体意义上,日休文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

政局的变幻和党争的加剧,导致中唐后期文人对政治的避离以及对“壶天”境界的追求。以白居易为代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以诗酒唱和、园林营构为主要内容,文人们在“壶天”中过起了适意的吏隐生活。承接中唐余绪,晚唐文人的追求和爱好越来越狭小、袖珍,并将这些狭小、袖珍的东西放到诗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他们也向往“壶天”境界,但已不同于中唐文人的吏隐,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壶天”具有的另一层与隐逸、幽栖乃至神仙相关的意义。一方面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改变,二者聚合一途,遂导致晚唐文人对江湖山林的群体性回归。而从对“壶天”境界的歌咏中,亦可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     

日本书画式庭园

日本庭园与中国园林和绘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自汉唐开始 ,日本输入中国园林文化 ,最初形成池泉园 ,再结合国土环境 ,创造了枯山水 ;在宋元时期 ,中国画风对日本影响极大 ,一批绘画造诣精深的造园家把中国绘画艺术融入日本园林之中 ,在室町时代产生、发展和成熟了书画式园林风格。书画式庭园是用枯山水的形式表达的 ,最初是立式枯山水 ,后来发展为平立结合的枯山水 ,最后成为平式枯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