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神”祭祀的国家宗教中心及民间承续简

以“用事延年”为主旨的齐地“八神”祭祀与方仙信仰紧密联系,具有浓重的民间性、地域性特点。秦及西汉时期方仙思想兴盛,“八神”祭祀逐渐发展为国家宗教祭祀的中心。东汉以后,随着儒教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佛教的渐趋传入,方仙信仰日渐衰落,“八神”祭祀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但依然有民间祭祀的承续,孔望山杯盘刻石即是其祭祀遗迹的历史实物。     

先秦“蜡祭”考论

蜡祭是古代农业祭祀一种,在每年的岁终举行,祭祀对象是＂八神＂,目的是为了感谢对农业生产有贡献和帮助的神灵,属＂报祭＂。本文通过整理传世文献中的内容来说明蜡祭＂八神＂中的＂昆虫＂是指蚕一类的有益昆虫,并试析蜡祭与腊祭是分属两种不同的祭祀,而蜡祭包括腊祭,两者从秦汉时期开始趋向模糊。     

论中国道教对日本阴阳道的影响——以阴阳道的泰山府君信仰为例

东岳信仰源于对泰山神崇拜,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和多重义涵,后成为道教山岳信仰的表征之一。日本阴阳道借鉴道教东岳信仰,崇拜以"泰山府君"为首的天神地祇八百万神,把泰山府君信仰贯穿于日本各类祭祀活动中,并使原本属于阴阳道土御门家的"泰山府君祭"逐渐发展成隆重而热烈的国家祭祀。本文以阴阳道的泰山府君信仰为例,来探讨道教东岳信仰的多重义涵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中华人文始祖的建构——以太昊伏羲氏为例

在太昊伏羲氏已有的研究中存在"太昊伏羲氏是神"的预设,但对于"太昊伏羲氏如何成神"缺少必要的关注。在太昊伏羲氏成神的过程中,文人记述、王朝祭祀、民众信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人记述是前提条件,通过历史化和神圣化两种倾向,文人记述为太昊伏羲氏进入王朝祭祀系统和成为民众信仰对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王朝祭祀是关键环节,通过高禖祀、历代帝王祀等祭祀活动,王朝祭祀促成了文人记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并为民众信仰提供了符合礼制的崇拜对象。民众信仰是决定因素,通过整合文人记述、王朝祭祀、风物习俗等人文资源,民众信仰赋予太昊伏羲氏各种神职,成功把太昊伏羲氏推上神坛,并作为民俗事象传承下来。     

“汪公菩萨”信仰空间扩张的人类学考察

从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社会的"祭祀圈"与"信仰圈"概念出发,以20世纪80年代民间信仰恢复以后的高湖村"汪公信仰"田野资料为基础,将信仰空间从"祭祀圈"到"信仰圈"扩张过程与"汪公信仰"发展历程相关联,通过对汪公出会仪式过程的描述以及对祭祀对象"汪公"从"私家神"到"村落神"再到"区域神"信仰空间格局扩大的研究,阐发地方性神灵在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建构的积极意义,为助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些思考。     

楚简所见“大水”祭祀内涵试诠——由“大水”祭祀到楚国水崇拜的思考

在卜筮祭祷简中,至上神"太"神理所当然享有最高的祭祀规格,然而通过比较,另一个神祇"大水"也享有与"太"一致的祭品,可见"大水"神在楚人信仰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由于史料阙如,"大水"神的具体所指还不甚明确,但是种种材料表明,"大水"指代的应当为自然界中的水。因此,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水"享有与至上神相同的祭祀规格可以说明楚国有着较为深厚的水崇拜传统。通过相关考古材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等则可以进一步揭示出楚国水崇拜的实质内涵,即水生万物,水与万物创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东岳信仰的人类学分析——以山西蒲县地区为个案

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归属于国家正统祀典活动的东岳信仰,在扩布的过程中,由国家正统祀典向地方转化,并逐渐演变为地方社会的祭祀系统,享受民间祭祀,从而揭示出东岳信仰在大传统和小传统间的变化规律.     

侗族"萨神"与原始"社"制之比较研究

在南部侗族地区,"萨神"是普遍信仰的至高无上的神灵,很多研究者从"萨"的名称考察,认为"萨"是侗族最早崇拜的女性始祖,同时认为"萨"也是中华民族女神崇拜的代表.笔者认为侗族的"萨"应该就是中国上古时期的"社".从"萨"的名称,神坛建置,祭祀仪轨等都能证明侗族的"萨"与上古"社"制信仰的密切关系.     

神性的交集与关系的分殊——陕西炎帝信仰的三种类型比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炎帝祭祀传统的恢复,陕西A地先后形成了以神农祠、炎帝祠、炎帝陵为三大主体的炎帝信仰格局。同时,由于其资金来源、参与人群、组织力量、仪式承包者等不同,从而呈现出民间、官方、官民共建的三种信仰类型及其表达模式。然而,这三种信仰类型之间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基于一个神性的炎帝信仰,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所建构的炎帝信仰与老百姓所信仰的炎帝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实乃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官方建构的与民间信仰的,是"公祭"与"私祭"的分别,但这并不影响民众对于炎帝的信仰及其祭祀。     

“神话-原型批评”视域中的《列仙传》人物类型解读

以"神话-原型批评"为基本方法,以《金枝》中关于"神王"和"替代者"死亡的理论为依据,解读"汤祷于桑林"和炎帝女儿死亡等神话,可以发现,这类故事实际上表达的是古代帝王和巫师通过死亡-复活并演变为"神"的特定仪式。《列仙传》中,这种死亡-复活仪式也构成了黄帝、彭祖以及各类早期方仙道士成仙故事的原型;早期仙传中的成仙故事其实是古代"神王""巫君"以及"替代者"通过死亡演变为"神"的原型在"特定时期"的一种演变。这个"特定时期",即巫术逐渐走向衰落、宗教作为一种新的信仰形式逐渐走向历史舞台的新时代,亦构成了神仙传记中各类"神仙"从古代神话中的"神"的原型中脱颖而出的历史背景。     

半官方化: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双仪式结构

古代地方政府在信仰的操作上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将国家正统礼仪和民间信仰仪式改造为半官方祭祀仪式。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半官方化过程,展示了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情境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神灵格局的分配安排、宗教神灵在地方的意义转换、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影响等。地方政府通过列入正祀、更换神像、官民同祀、表述神话等途径,构造出儒家人鬼祭祀与地方神祭祀的双仪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嘉州赵昱信仰的影响力、兴盛程度与衰亡趋势。信仰的"半官方化"现象极其复杂,其内涵在地方知识与流动状态中得到体现。     

蒙元初期内丘的扁鹊祭祀文化考探

蒙元初期,河北内丘的扁鹊祭祀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时期内丘扁鹊庙中涌现了大量的碑刻,扁鹊祭祀亦因忽必烈两次遣使代祀得以与"岳镇海渎"祭祀联系起来,甚至比同时期的三皇祭祀更受重视。宋代对扁鹊文化的推崇,加之蒙元初期涉政医者和儒臣的共同推动,使得蒙古族统治者顺利接受了这一汉地民间信仰,并利用其产生的良好社会舆论巩固了"邢州大治"的成果,使内丘的扁鹊祭祀成为国家统治策略与民间信仰的一次成功结合。     

青海地区二郎神信仰流布及祭祀仪式考察

二郎神是青海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一位重要神灵,深受藏、汉、土等民族的崇奉。作为青海多元宗教文化中的个案,二郎神信仰具有庙宇建筑和祭祀巡游等诸多元素,又以请神巡乡、祭祀飨神、获取神谕及送神构成的"六月会"为精粹,生动表现出该信仰的形式与内涵:"拉哇"代表神灵作为主体,民众通过军舞或神舞构成神会的整体内容,以不同角度展现神灵与民众的互动形式。二郎神信仰在历史的长河中为民众所传承,又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生演变,体现出多民族融合发展过程中以信仰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方式。     

民间祭祀娱神意义的变迁

民间祭祀一旦作为民众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需要,它天生就具有了一种娱乐意义。而且,随着科学的兴起以自助思想的传播、城市生活的发展,人类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民间信仰随之不断衰落,遗存的民间祭祀也出现了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的现象。民间祭祀娱神的成分逐渐减少而娱人的成分逐渐增加。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月老”考论

在中国传统社会,"月老"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一个掌管男女婚姻的"幽吏"。"月老"称谓自宋代形成后,逐渐得到民间的广泛接受和普遍信仰;在此过程中,"月老"的民俗形象具有了宗教性和世俗性二元特征。"月老"故事的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与其开放式的预言结构和缘由命定的观念密切相关,而"月下老人"、婚姻簿、红线等则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弘治初年祀典厘正论初探

明初制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祀典体系在永乐以后逐渐变化。抵弘治初年,一批士大夫针对祭祀体系中积聚已深的佛、道、杂神崇拜等因素,要求废弃不符合明初祀典精神的祭祀对象、汰除渎礼、清理祭祀方式和人员。其批评的现象主要是各种渗透于国家祀典的非儒家信仰活动,批评的行为主体则是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孝宗对士大夫厘正祀典的呼吁略示赞同,但并未认真采纳。尽管如此,弘治时期国家祭祀活动,仍是明中叶最接近洪武旧制精神的。明中期关于祭祀体系的这场争论,反映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儒家信仰与佛、道以及杂神崇拜等观念的深刻冲突,此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内在特征。     

两宋时期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

两宋政府十分在意对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用心整顿民间信仰,一是通过编修祀典及神祗位阶赐额加封制度将部分民间祠祀合法化,纳入官方祀典体系--春秋以时祭祀;二是不断针对祭祀对象、祭祀行为和祭祀组织,颁行禁令,取缔禁止"淫祠淫祀".     

从关羽庙宇兴修看明代关羽信仰中心的北移

明代是关羽信仰传播和普及的重要时期,也是关羽崇拜逐渐形成新的信仰中心并北移的最初阶段.湖北当阳玉泉寺关庙作为关羽显灵之处,渐渐失去其宋元时期的中心地位,而山西解州关庙则以关羽出生地的独特优势,逐渐在明代跃居新的关羽信仰中心.这与解州关庙修建较早,官府祭祀不断,地方志书强化及官商大力传播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族群认同的宗教性建构——以兴蒙乡蒙古族为例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活在云南兴蒙乡的蒙古族人,获得了正式民族身份,民族意识逐渐增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传统信仰复兴的大背景下,通过把当地原有的关圣宫改建为三圣宫,发明一整套祭祀祖先三圣的仪式,并在新近创造的忆祖节和从内蒙古引进的那达慕节等重要场合展演加强这种新的信仰和仪式,完成了一种"三圣信仰"的新宗教体系及其自我再生产机制的构建,通过宗教信仰的途径实现了建构和表达自身族群认同的愿望。当然,这一系列宗教性的族群认同表达方式的发明,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当地的原有信仰与文化,因而能够有效的表达与持续维系当地人的族群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