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外来作家对香港文学的贡献

香港外来作家群是香港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纵观香港文学史，不同时期的外来作家都以各自的文学创作在香港文坛独树一帜。本文试图通过外来作家群的形成及其对香港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推动、发展和创新等方面论析香港外来作家对香港文学的影响和贡献     

人工合成的“纯文学”——重返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

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经历了一个“去粗存精”的人为筛选过程.这种所谓的“纯文学”其实是当时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根据特定历史语境需要而人为建构起的“文学史共识”.先锋作家们的自我确立意识和寄生性写作姿态及其与上海“新潮批评圈子”的共谋关系,使得“先锋小说”日趋统一和规整.“先锋小说”在文学史上获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也在悄然建立新的话语霸权.现在的文学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先锋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趣味和评价标准建构起来的.     

“愤怒的青年”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

“愤怒的青年”(The Angry Young Men)是指20世纪50年代出现在英国文坛上的一批现实主义风格的青年作家,在英国战后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没有固定的团体组织,也没有统一的宗旨。他们来自于社会的中、下层,愤世嫉俗,发泄着20世纪50年代战后欧洲人们心中的空虚、迷茫、压抑、孤独和悲观的心情。“愤怒的青年”的出现,填补了英国文坛上继叶芝、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劳伦斯等文学大家之后曾一度出现的空白,使英国文坛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复苏中又勃发出一片生机。     

"左联"湖南作家与俄苏文学

“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内核、经世致用的近世湖湘文化特质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呼求构筑起“左联”湖南作家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的相通性使这个聚合得并不十分紧密的团体在择取外来文学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 ,即以俄苏文学为主要的导师和朋友。由于中国新文学具有浓厚的文化属性 ,因而“左联”湖南作家对俄苏文学的偏爱 ,与其说是文学上的认同 ,毋宁说是文化上的认同。而湖湘文化的缺失则造成了他们对外来文学最终缺乏一种兼收并蓄的胸怀。     

作为文学史写作资源的“作家论”——“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研究随笔之一

本文属于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评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评论,特别是茅盾、钱杏、李健吾、沈从文等写的作家论,重点考察了这些评论所体现的对文学史想象的空间,以及这些“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张力。文章注意到“作家论”如何成为一种独特的批评文体,以及这些评论在后人建构文学史中所起到的作用。     

华人新生代作家边缘意识和身份建构比较论——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为例

在20世纪以来的世界汉语文坛中,华人“新生代”作家作为一种“代际”现象,因其不同的在地性而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他们虽存在时空背景、社会形态、文化语境的差异,但在文学立场上却具有共通的后现代解构、颠覆精神。因而,立足于比较研究视角,从新生代命名、边缘意识、身份建构三个层面深入探讨不同地区华人新生代作家的异同性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西晋作家群落对文学风格特色的影响

西晋文坛存在着多个作家群落,这些作家群落多是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或世族文人为核心,其成员依附于该类人物并围绕其进行文学活动.这样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为核心,集合了大量文坛精英而形成的作家群落在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西晋短暂统一、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作为社会中强势群体的作家群落更有能力将他们的生命体验和内心情感以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活动方式传播下来;更有能力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倾向、文学观念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旋律,进而影响到那个时代整体的文学特色.     

戴望舒诗中的吴越文化情愫

海派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 ;它是传统文化 (又以地域文化——吴越文化为重要的呈示形态 )和外来文化的奇特组合。戴望舒出生于杭州 ,后“移民”上海。之后 ,戴望舒虽也在欧洲留过学 ,在香港住过不短的日子 ,但上海仍是他生活和创作的主要地域。更重要的是 ,和同时代许多“上海作家”不同的是 ,他并没有把上海的“亭子间”当作栖息所 ,把眼光仍然投向他们过去熟悉的乡村生活 ,而是融入其中 ,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这种海派文化气质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他的诗情内容中 ,构成戴望舒诗歌一种独特的情调和风格特征。本文着重分析构成戴望舒诗歌的海派文化质素之一的吴越文化情愫 ,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视界去领略戴望舒诗情中内含的文化底蕴     

论浙东乡土作家的文化意识和特点

作为一个作家群体，二十年代浙东乡土作家的文化意识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他们都先后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受过外来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并最终都以信奉马克思主义为归宿。在文学上，他们则呈现了一种开放的多维取向。在主要信奉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同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而他们作品所表现的浙东人顽强抗争的思想则承传了浙东先贤刚强气节、爱国为怀的品德及越文化反传统的批判精神。他们文化意识的特点是激进性、多元复合性和相对的浮浅性。     

"走进作家故乡"与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实践刍议

如何设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并能行之有效,实际上也是高校中文专业文学类课程教学所面临的一个有共性的难点,而以"走进作家故乡"作为理论预设,引导学生在对作家故乡的实地考察中激活对于文学史描述的想象,产生新的感知与体验,无疑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文学中心”的转移与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何为文学的“中心”?一定时期文学的“中心”又藉何得以形成?文章通过细致的梳理,指出在新文学的第一、二个十年,北京、上海曾作为文学的“中心”,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文章更把眼光投向1940年代,考察从1938年左右开始,由于大批作家奔赴延安,使文学的“中心”在建国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西移,并以此为“契机”,在延安解放区“新”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直接规定了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文章以“史”为证,力求客观、冷静,对20世纪中国文学在特定时期的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公”不必战“木兰”——透视美国华裔作家的“赵汤论战”

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和汤亭亭由于对美国华裔文学持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产生摩擦,演变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史上持久激烈的“赵汤论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赵汤论战”并无实质性的分歧,两者都致力于打破华人模式化刘板形象、对中国文化都有传承并都有不同程度的误读,对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贡献。     

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

元代文学具有中国文学史上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群体。元代文学的特色之一,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家使用母语以外的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形成双语文学现象。元代双语文学现象与双语文学家的出现,是社会和谐因素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从元代开始,来自北庭而在江苏落地生根的双语文学家族,如定居如皋的不花帖木儿家族（冒氏）、定居溧阳的楔氏等。蒙古别不花家族的不花帖木儿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定成就,高昌回鹘的锲氏文学家族先后出现了侯玉立、俟逊等诗文作家,为古代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元代文学和地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     

南朝文人“诗以用事为博”的文化考察

在皇权政治复归、士族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南朝,士族文人为维护其门第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学术文化的深广处开掘,博学融通,试图以繁密、新奇的使事用典建构文学的防线,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以用事为博"的第一个高潮。     

山水兼得情思双栖——马华新生代作家钟怡雯散文论

马来西亚华人新生代作家钟怡雯一向被人视为“多面的夏娃”,她的散文山水兼得,情思双栖,其感受沟通着现实和神秘世界,其为人为文又从容出入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带着自己的种子四处漂泊”的身份认同,对平等、感恩的“相处”哲学的深刻感悟,灵动的诗化语言和小说架构的叙述融合而成的艺术世界,都使钟怡雯的散文足以代表华人新生代的创作追求。而她的创作也再一次提醒人们,文学史不能再用原先的眼光来看待新生代,不能再用原有的格局接纳他们。     

试论英文杂志《天下月刊》的文化价值

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于1935年8月在上海创刊、由中国知识分子主办。作为一份全英文期刊,它倡导中西文化交流的理念,着力将中国文化译介传播到国外。作为作品发表的园地与文化交流的载体,《天下月刊》刊载了大量文化评论与文学译文,具有丰富的文化与文学价值,并为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向外传播开拓了先河。     

以蕉风椰雨介入台湾文坛的作家

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定居或学习的马华作家,大部分能写、能评、能编,并以蕉风椰雨的异国情调成功地介入了台湾文坛。到了1990年代,旅台马华作家开始在台湾文坛大放异彩,以自己的"台湾经验"审视马华文学,在马华文坛掀起阵阵波浪。其中从婆罗洲走来的李永平,不断在"中国化"朝圣的道路上前进。他创作的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成为他艺术世界里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他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创作

《苦闷的象征》以其丰厚的理论内涵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该著所倡导的文艺观的浸润和启发,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以《苦闷的象征》为标志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新文学作家主要从“苦闷”主题的书写、现代意识的吸纳、象征主义的运用三个方面吸纳了该书的核心观点并把它内化到自己的创作中,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代品格。     

林语堂文学转型探析

对林语堂三十年代在文学观及创作上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现象的探讨 ,是林语堂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 ,更深一步地从林语堂身处各种文化的边缘 ,以海派文人特有的性情、气质立世著文的新角度来分析导致他转型的种种潜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