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建构——论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

新时期以来,现代作家林语堂的作品与思想逐渐被广泛接受与传播,林语堂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在众多研究者中,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标新立异、自成一家。在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中,论者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照,深入阐释了林语堂散文的"闲谈体"风格,挖掘出"性灵"文学思想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进而全面而独特地把握住了整个林语堂散文的文体特质与思想内蕴。     

从《浮生六记》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引入文化身份研究方法,分析了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构建。以其英译《浮生六记》的翻译行为为个案分析,研究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文化身份研究为全面客观评价林语堂及其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鲁迅绝交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十分不悦,厉声责怪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便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起来。     

林语堂的少年儿童视域及其价值

21世纪前后,林语堂研究全面启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间,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许多研究颇有启发性。但在今林语堂研究中,少年儿童视角一直未得到重视。其实,林语堂有一个独特的少年儿童世界,这既是他自己的,也包括被他形塑的。林语堂还形成独到的少年儿童思想,这在教育、人生观特别是自由、快乐、游戏、梦想中成长的问题等方面最为突出。林语堂的少年儿童文体也值得研究,诸如童言无忌的放逸言说、要言不烦的追问方式、孩子心性的话语表达等都是如此。少年儿童视角之于林语堂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思想性、价值观、人生意义与文体模式的重要存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文化也不无启示作用。     

近十年来林语堂作品在大陆的流传与研究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这是林语堂在《论语》时代的伙伴徐讦在《追思林语堂先生》一文中所发出的感概。     

“徐訏评说林语堂”的独特价值

徐訏详尽解读了林语堂的矛盾个性,剖析林矛盾的文化内涵,并以个性上的矛盾为视角看林语堂的为人处世。徐訏认为林语堂是一个主观的人,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林的文学创作偏重于表现主观;他看好林的散文不欣赏林的小说,并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徐訏对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有着独到认识与极高评价。徐评在林语堂研究方面有独特价值。     

从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国俗语翻译看其翻译的现代性

以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吾国与吾民》为研究对象,就其国俗语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和研究,将现代性与文学翻译相连接,并结合林语堂的翻译理论,探讨其现代性的意义和价值,以期拓宽对林语堂研究的视域。     

来自德语文化的启示──林语堂幽默思想片论

在迄今为止的林语堂研究中，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林语堂同德语世界近代美学思想之间的精神联系。本文考察了叔本华、让·波尔、里普斯和弗洛伊德美学理论对于林语堂的影响，进而指出德语文化系统中的浪漫主义美学传统是林语堂幽默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对于准确把握林语堂幽默观的哲学实质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解读林语堂的“幽默”

林语堂是第一个将英语中的Humor译成中文“幽默”的人,他是中国幽默文学的倡导者,他也是沟通中西方幽默观念的桥梁之一。“幽默”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幽默观在林语堂的艺术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本文分三章解读林语堂的“幽默”。第一章论述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内涵：自由独立的思想,宽容超脱的胸怀,闲适自然的情愫。第二章论述了其幽默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第三章论述其幽默作为一种人生姿态。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林语堂幽默观的意义,林语堂的幽默达到了艺术境界、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统一。     

林语堂的婚姻之道

关于婚姻,林语堂曾有过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婚姻是饭.有饭,才是踏实的. 林语堂本是一位牧师的儿子,家境清苦.廖翠凤慕林语堂已久,廖母却有异议,廖翠凤说：“贫穷算不了什么.”这话传到林语堂耳朵里,让他很感动.1919年1月9日,25岁的林语堂与24岁的廖翠凤结婚.结婚当天,林语堂拿过婚书对妻子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在离婚时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烛火点燃了婚书,红红的火苗证明着林语堂要和妻子白头偕老的决心.     

林语堂与表现主义美学

林语堂是将西方表现主义美学引入中国的重要使臣之一 ,然而在引进、传播的过程中 ,由于种种原因 ,他对表现主义美学的理解和译介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误读”。对此问题的研究 ,有助于更深刻、完整地了解林语堂的文艺思想观     

淡云·微风·清泉 --浅论林语堂的文学主张

林语堂是个颇为复杂的文化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很少提及,即使提到,也仅仅是在《语丝》时期略提一笔。其实,他不仅文学创作颇丰,而且在文化理论建设和文化批评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幽默文学”、“闲适小品”、“性灵文学”和“娓语笔调”等文学主张都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苏轼想象的颠覆——从林语堂、余秋雨到胡兰成

林语堂、余秋雨、胡兰成的苏轼想象各个不同。林、余二人的苏轼建构看似相异,却都是以戏剧化的方式想象苏轼,袭用旧观点,更落了传统思维的窠臼。相较之下,胡兰成的苏轼解读则颇为独特。他打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思维定势,有着自己的思维特质和视角,以此为起点,我们得以走近胡兰成。     

“重要的是感觉”--林庚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的再发现

林庚在1930年代创作的自由诗中极其注重感觉的书写,认为“重要的是感觉”,当他带着自己诗歌实践的经验回望古典诗传统并对之进行“再认识”和重新阐释时,重新发现了古典诗词中“感觉”质素的重要性,将之视为“极端的诗”的主要内容,形成了林庚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质素的再发现。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及其转变

作为先锋派代表人物,余华一直都以善写暴力和死亡著称,他对于死亡的叙述不仅是他写作观的表现,更折射出余华对于生命的看法。而他的小说作品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典型的先锋派,后期则转向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向。这种不同不仅是表达方式的不同或叙述内容的不同,更深层次的来说,这是余华创作思想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也有了明显的差异。     

带刺的玫瑰——论余华小说的寓言性特征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余华以其特殊的审美视角和写作风格给文坛带来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他的小说不以故事的曲折见长,而是以内蕴的丰厚别具一格。他的小说运用了寓言以此喻彼的思维模式和夸张、讽喻、变形、荒诞等寓言的写作手法,才使其能在先锋派诸多优秀作家中脱颖而出,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读者中也是好评如潮。从寓言化的角度来观照余华的小说创作,分析他的小说与寓言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此为突破口,找到一个新的理解余华小说的视域。     

“他者”观照下的超越——郁达夫自叙体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关系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他对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自叙体小说"的创作。郁达夫受到"私小说"的影响,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又使得他超越私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本文意在通过对郁达夫与"私小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与阐释,为郁达夫研究提供一个向度。     

在虚与实之间——从于坚诗歌出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歌"兴起,于坚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者之一,以其先锋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从分析于坚的诗歌文本入手,发现于坚的诗歌既有虚性又有实性,是处在虚与实之间的写作。但这种写作难度相当大,是冒险性写作,如果把握不好虚实的尺度,很容易陷入丢"虚"和卸"实"的危险境地。于坚为当下汉语新诗的写作探索了一条充满可能性的道路,即在虚与实之间保持微妙且美妙的平衡。     

千古文章未尽才-解读金末短命诗人王郁

生活于金代后期的王郁是一个年青而富有才华的诗人,率真任情乃其个性;他不满当时的文风和诗风,要求文章合韩柳之文辞与程张之理学,以“唱起斯文”自任;还要求在“复古”中革除诗弊。其存诗虽极少,但仍有特色可寻,他擅长于乐府诗的创作,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