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公平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支持感的中介效应和积极互惠的调节模型检验

为探讨组织支持感在程序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及积极互惠在程序公平、组织支持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采用了随机抽样方式,选取珠三角400名中小企业员工,运用程序公平问卷、组织支持感问卷、组织公民行为问卷和积极互惠问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组织支持感在程序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各因子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积极互惠在程序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三个维度调节中效应显著。     

股权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以2016年12月完成授予股权激励的A公司全部292名激励对象为研究样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引入股权激励认同程度、风险承担意愿、离职倾向和员工创新行为四个量表,从员工的角度分析股权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具有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且该作用主要是通过员工对组织互惠的感知发挥的。（2）相比于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方式下员工对组织互惠的感知程度更高。（3）作用机制方面,风险承担意愿起到了中介作用,但在两种激励方式下有所不同:在限制性股票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股票期权与创意产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股票期权与创意执行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离职倾向的中介作用并未得到验证。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购房行为意愿,以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采用稳健性回归的Probit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结果:在社会网络的框架下,首先,强关系削弱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其次,弱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其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及城市融入有内在的促进作用;最后,探讨了社会网络与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得出,提高文化程度或收入水平能降低强关系的负效应;但与弱关系之间无交互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心理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并运用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能够降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相对剥夺感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抗伤害信念在相对剥夺感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防控,可以从工作设计与组织情境管理入手,提高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降低其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其参与非制度化抗争意愿。     

组织社会化策略对新生代员工留任意愿的影响——以科技类企业为样本

科技人员是科技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当前,新生代员工已成为科技企业职场主力,但具有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特质。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选取无边界职业生涯态度为中介变量,对224名科技企业“85后”新生代员工进行调查,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探索科技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对“85后”新生代员工留任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组织社会化策略对新生代员工留任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无边界职业生涯态度在组织社会化策略对“85后”新生代员工留任意愿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在无边界职业生涯态度对“85后”新生代员工留任意愿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科技企业管理者应时刻关注工作环境对“85后”新生代员工职业生涯态度和留任意愿的影响,从而在“85后”新生代员工管理方面探索出新的思路。     

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

利用10省市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制度、工作条件、权益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失业保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能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强;工作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呈倒U型关系,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主要因素。     

心理契约与员工行为的关系研究

探讨了心理契约的类型（交易型、平衡型、关系型）和组织结果变量（离职倾向和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契约的类型对组织结果变量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的样本包括来自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合肥等城市高技术企业的454名员工,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对文中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交易型心理契约与离职倾向正相关,平衡型心理契约与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关系型心理契约与离职倾向负相关,而与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此外,研究还发现,平衡型心理契约对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是通过工具性信念作为中介的,而关系型心理契约对离职倾向和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是通过情感承诺为中介的。     

百业俱兴，环保先行：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构建了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绿色创新行为影响机制模型。对270份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绿色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绿色创新行为;绿色组织支持感、绿色组织承诺均在绿色变革型领导和员工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绿色自我效能感分别调节绿色组织支持感、绿色组织承诺在绿色变革型领导和绿色创新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员工绿色创新行为的理论研究,对企业绿色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     

雇佣关系模式下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次影响机制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时代,创新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和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为了探索雇佣关系模式、组织支持感、组织认同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跨层次影响机制,通过调查福建、浙江和广东等地10家企业的300名企业员工,构建雇佣关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影响关系的模型,考察组织支持感和组织认同感在两者关系中的效应,结果发现：雇佣关系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支持感在雇佣关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组织认同感在雇佣关系与员工的创新行为之间存在调节效应。企业在建立雇佣关系时,既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社会因素,努力建立员工与企业之间牢固的心理纽带,以便促使其积极参与企业创新活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临床护士离职倾向与组织导向偏差行为的关系

通过目的抽样法对329名临床护士进行调查,分析临床护士离职倾向与组织导向偏差行为的关系,以及情绪耗竭在离职倾向与组织导向偏差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发现离职倾向在年龄、学历和职称上存在显著差异,离职倾向与组织导向偏差行为呈正相关（r=0.398,P<0.01）,离职倾向与情绪耗竭呈正相关（r=0.510,P<0.01）,情绪耗竭与组织导向偏差行为呈正相关（r=0.486,P<0.01）。临床护士情绪耗竭对离职倾向与组织导向偏差行为之间关系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8.9%）。因此,组织导向偏差行为对离职倾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通过情绪耗竭程度的深化,临床护士的离职倾向更加明显。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     

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实证

阶层认同、农民工幸福感各为学界所热议,但鲜见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研究。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的多元回归模型证实,在经济地位提升、配偶陪伴、身心健康、与亲友联系密切等因素共同支持下,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越 高,其幸福感越强。模型分别通过性别和地区分模型的稳健性检测,证实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男女之间有较大差异,东、中、西 部地区各有不同。青年农民工在获得物质满足后,亟须城市的接纳与尊重,地方政府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升他们的阶层认 同感。     

人格特质在员工离职倾向决定中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347名知识型员工为样本,运用分层回归方法检验了影响员工离职倾向相关变量的解释能力,验证了内外控人格特质对于工作满意度和员工离职倾向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对离职倾向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内外控人格特质与组织支持感的交互作用对于离职倾向和工作满意度的两个维度有显著影响。企业在招聘和培养员工时应考虑到员工个性特征的差异。     

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地级及以上城市特征数据，以义务教育阶段子女随迁作为义务教育可及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可及性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社会融入是义务教育可及性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在有小学阶段子女、低学历和跨省流动农民工群体中更大；相对于超大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在大城市居留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     

关于农民工文化价值体系构建的思考

农民工进城后,其文化价值体系与留守农民的价值观发生了冲突,却又不能融入城市文化中,其文化价值体系的改造与再塑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在对农村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农民文化价值体系改造与构建的必要性,提出了通过民工社区文化建构农民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思考。     

基于弱势群体概念模型的我国农民工健康问题研究

将农民工健康问题纳入弱势群体概念模型分析框架,依据13个省份的545个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资源可用性、相关风险和农民工健康状况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可用性与农民工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活状况、基本医疗和生存压力等相关风险显著影响了农民工健康。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