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学与地理学嫁接在一起的人（上）——访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教授

在访谈中梅新林教授回顾了自己的生命史和求学史,以及从《仙话》切入转到《红楼梦哲学精神》的研究,从而进入文学人类学的领域的经历。     

翻译中的"归异"结合

在翻译方法的探讨中,历来存在“归化”与“异化”翻译两大流派。通过探求两者不同的含义和回顾“归异”之争的演变历史与争论焦点,分析了两者各自的优势以及“归化”与“信”,“异化”与“达”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从翻译工作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归异’结合”的翻译方法。     

《淮南子》神话演变状态的文化意味

神话历史化是世界性特征,算不得是民族特色;而神话的仙话化是中国神话演变中的一枝,尽管有独特性,但不足以涵盖中国神话演变的整体特点。如果寻找中国神话演变特征的话,则莫若以“混杂”二字来概括,即它的演变是多种模式的统一,是神话的历史化、仙话化、哲学化、文学化、宗教化等的统一。就《淮南子》中神话演变的形态而言,也同样彰显出“混杂”的特征,神话历史化、仙话化和哲学化是最主要的演变状态。这三种演变状态的文化意味在于:如果说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使神话历史化,大众文化性质的神仙思潮使神话仙话化,那么精英文化性质的哲学理性精神最终使神话哲学化。     

也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观与审美观——与蔡仪、郭因同志商榷

如何正确评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思想倾向及其意义,特别是如何正确认识《手稿》的异化观与审美观,不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譬如,蔡仪同志概括地写道:《手稿》“总的说来,人本主义原则是它的根本思想”①,并认为《手稿》“那些关于人的本质异化这个中心论点的论述,表现人本主义原则的论述,也即《手稿》的主导的思想倾向而为有些人特别欣赏的论述,有些是空洞抽象而毫无意义,有些则是不切实际而根本错误的。前者如所谓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人性的复归等;后者如所谓阶级和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产物等。”②而郭因同志则认为:“从《手稿》到《资本论》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手稿》的思想,是成熟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③再譬如,蔡仪同志说:“我们认为《手稿》中所谓‘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语句,根本不是表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而是表现人本主义原则的。”④而郭因同志则认为:“‘人的对象化’‘自然人化’的观点解决了美在哪里的问题”⑤,等等。     

应彻底否定“‘施舍’古有二义说”──“施舍”古义再考释

应彻底否定“‘施舍’古有二义说”──“施舍”古义再考释肖惠兰“施舍”的先秦语义，清代王引之最先作出概貌性描绘。他的“‘施舍’古有二义说”至今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辞书。从现在常用的一些重要辞书来看，对“‘施舍’古有二义说”有两种处理模式：一种是大胆地突破，...     

生命的渴望与超越——中国仙话研究刍议

仙话是以描写仙人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作品,是中国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一种特殊产物。仙话晚出于神话,最初由神话发展演变而来。但仙话之所以能在中国神话的母体中诞生,中国神话之所以走向仙话化,归根到底是由上古时代中国生命意识觉醒的独特道路和导向所决定的。早在被西方学者称之为“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相当于中     

《病梅馆记》是杂文

文言散文《病梅馆记》,就其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可认为是一篇杂文。 鲁迅先生说: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杂文足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是带有艺术色彩的一种特殊的政治论文。 《病梅馆记》是具有杂文的基本特点的。     

从为“牛奶路”翻案所想到的——小议文学作品中一个现象的翻译

自从鲁迅先生批评赵景深先生“无端地‘牛’了一下”,将the Milky Way译成“牛奶路”以来,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最近,董乐山同志在题为《文化断层与错位》(《读书》月刊1984年第九期)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为“牛奶路”翻案的问题.董文指出,“赵景深先生的缺点是没有弄清楚这‘奶’究竟是人奶,是仙奶,还是牛奶,就贸然译为‘牛奶’.要是当初他译为‘仙奶路’,或者为保险起见,留个后路,含混地译为‘奶路’,我看就完全可以站得住脚.否则,如果译为‘银河’,就无法解释朱庇特率领众神从何取道返回天宫的了,除非是坐船?”董文认为,“有一点是明白的,中国叫‘银河’的东西,在西方叫     

“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基地，于2005年12月经浙江省教育厅批准，被列为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负责人：王嘉良教授、梅新林教授。     

安部公房短篇小说《红色的蚕茧》探析

日本战后文学派的代表作家安部公房在小说《红色的蚕茧》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异化现象，人的存在的不舍理性这种病态、畸形的社会现状。小说中的几个主要象征性事物：“无‘家’可归的‘我”’、“女人的‘笑’脸”、“手持棍棒的‘他”’、“红色的蚕茧”及“发现蚕茧的他和孩子的玩具箱”，影射了战后的日本人对日本前途的迷茫、悲观绝望、孤独无助的普遍心理状态及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影射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制度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使人民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     

论晚清咸同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学术思想

理学和经世学分别代表儒学中"内圣"、"外王"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两者在儒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完美地结合。理学还因其奢谈"义理",时遭世人诟病,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无用之学,但在晚清时期,由于湖南一批"中兴名臣"的弘扬与发展,理学曾一度受到热捧。咸、同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尽管在学术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由于当时空前的社会危机,使他们在潜心理学之余,不得不重视经世之学,以应对当时的危急形势。理学与经世学的结合,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推动了理学的再一次复兴。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清末留学活动与辛亥政局

清末留学热潮兴起,缘于“师夷之长技”之深化。留学问题的提出、有关制度的建立,回国后的任用都是清廷在“中体西用”指导下的社会重大变革。作为晚清社会政治近代化的构成,留学活动无疑对此期政局影响甚大。留学生群体成为晚清最为重要的社会变数,也是辛亥革命何以发生及怎样发生的主要因素。     

"越佚山左门庭,弃其家学"--兼论赵执信诗学的诗史意义

清代康熙年间王渔洋主盟诗坛,神韵诗风因皇权的支持席卷天下,独赵执信以《谈龙录》等展开论战,影响深远,这是清初"诗家一大公案"。赵以在野之士,抗衡名公巨卿,虽未根本动摇王渔洋的地位,但其诗论与创作奏出"变徵"的不协调之声,是清诗由初期转入中期的过渡性代表和衔接桥梁、中介,肇开乾隆时期袁枚及近代的龚自珍、黄遵宪等,为清诗嬗变的一翼和主要轨迹,具有诗史意义。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试论雍正帝的民族思想——《大义觉迷录》新解读

《大义觉迷录》是一反清案件的产物,是雍正针对曾静的指责所做的辩解.但其中也反映了雍正的民族思想他继承了我国传统儒家民族思想中以"文明"礼仪"辩夷夏的先进的因素,并进一步提出对少数民族君主正确评价、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及在处理各民族之间关系上应以诚相待等开明的民族观,同时由于他继承的儒家民族思想本身所特有的不足以及其他主客观因素的限制,雍正的民族思想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万国公报》对儒学的评析

在晚清社会有着相当影响的《万国公报》是寓华新教传教士的舆论阵地 ,是一分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在长达近 40年的时间里 ,它对儒学的评析既有“耶儒相通”之言 ,也有“救世教成全儒教”之语 ,更有以基督教取代儒教之论。这些言论有合理的成分 ,但更多的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 ,对儒学采取了非科学的态度     

清代红学的价值关怀

清代红学的价值关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元代以来大为流行的"警劝"文学传统,一是儒家正统的人格主义。前一种价值阐释主要表现为对《红楼梦》的家族与情痴这两大主题的关注,后一种价值阐释则表现在具体的人物道德评价上。     

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汽车的认识

自清末汽车从国外输入中国，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一历史时段，国人对汽车的认识经历了一段从疑惧到接受以至倡办的过程。这既表明了时代的进步，又反映了国人理性的增长。     

晚清钦定宪法大纲探析

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宪政改革,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论者多强调改革的欺骗性。事实上,清政府采纳借鉴西方的宪政制度,着手将既有的君主专制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政体,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毕竟使传统的政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