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对“仁”的诠释及其康德影响

牟宗三以孔子“仁”的“觉”、“健”特性为逻辑起点，“践仁”以接契“天道”，并以孟子的“不忍人之心”，宋明儒的“仁心性体”释“仁”；不仅如此，他还把基督教的“上帝”和康德的“自由意志”比作“仁”，将“仁”视为生天生地的绝对形而上道德本体，并从中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外王来。这为后人研究“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只有深入开掘儒家“仁”学传统，将“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并作出西学的创造性诠释，才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切实有效地为构建现代新儒学服务。     

论现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现代新儒家所利用的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资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理性主义思潮,另一种是黑格尔以后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狭义新儒家比较重视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资源,广义新儒家比较重视理性主义的思想资源。梁漱溟开发和利用柏格森哲学,在援西方哲学入儒的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冯友兰开发和利用新实在论,创立了新理学。贺麟开发和利用黑格尔哲学,创立了新心学。牟宗三采取与康德对话的方式,创立了“道德的形上学”。     

中国新实在论思潮的兴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西方哲学界的新实在论运动在中国得到积极的回应 ,并形成了中国的新实在论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金岳霖、冯友兰和张岱年。中国的新实在论者与其说着意于西方新实在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毋宁说更着意于新实在论思想在中国的创新 ;他们基于中国的哲学传统 ,对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采取了“划界”的处理方式 ,强调哲学应面对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两个世界。     

论孔子“仁”的思想意蕴及价值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但孔子强调的“仁”已经不是处于伦理道德领域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而变成了一种治国学说,既教育统治者为政时应持有的态度和对为政者的一种评价;孔子的“克己复礼”落脚点是“归仁”,是孔子政治观的实现方式。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的诞生。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中“仁”的英译路径探析

“仁”是重要的文化负载词，是儒家思想重要概念之一。徐大同所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涉及16条含“仁”引文，对应52条影响较大的英译文。在回顾“仁”的英译研究的基础上，对这52条英译文进行统计与分析，结果发现：“仁”的英译呈现不均衡样态，译者对于“仁”的译法不尽统一，对“仁”英译核心词项的词性选择不尽统一，对“仁”的典型译法呈现本土学者或海外学者的非典型分布的特征。笔者结合“仁”的英译核心词项的词源学释义，探索“仁”的英译规律，同时指出，采用音译法翻译“仁”是当下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让世界了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的重要路径，为“仁”在英语国家主流传播渠道的恰当翻译提供实践启示。     

“仁”义新探

“仁”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核心与精神支柱 ,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它具有一个非常好的意义内核 :以人的方式来待人处事。本文通过对“仁”造字初义的探析和对关于“仁”的主要认识的诠解 ,阐明了“仁”这个意义内核的产生由来及其潜在的因延。     

“仁”的五种诠释

在仁学研究史上，关于“仁”的诠释主要出现过五种形式，即本体之仁：意味着“仁”是一种超越的，绝对的，无任何限制的终极存在，它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据和宇宙人生的价值根基；境界之仁：即彰显出一种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相融的至东境界；人文之仁：“仁”体现对人自身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重视，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保护；生态之仁：展现人类世界与其他生命世界以及自然世界之间的本然和谐状态；贯通之仁：“仁”蕴涵着贯通天地万物，贯通物与我，贯通人与我的重要内涵。这五种诠释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仁”的内涵，也为诠释古代哲学范畴提供了宝贵经验。     

孔子“仁”学体系的基础与提升--以《论语》为中心

论文对以往学界以训诂方法考察《论语》中“仁”的意义提出了质疑。仁字应该是人与人关系,后来才有价值倾向。在此基础上,作者按逻辑层次,从《论语》文本出发,逐一解析“仁”的意义。论文认为孔子对“仁”的意义更强调外在对他者的影响,为达到“仁”的目的,孔子设计了很多规范。与时人观念不同,孔子认为“仁”不等同于才干,与职守不一致,它是一种大爱,事功成就施诸外界社会。孔子仁学体系可以概括为：孝—忠—仁—圣发展模式。     

清代法外施仁之镜鉴：“仁”“法”平衡及实现途径

对照前朝，清代法外施仁依旧具有逐渐减少的特征，其对当代最大的影响可归纳为两点：积极层面为以“仁”为核心的情理观对“法”所欲达到的公平正义理念是个重要补充；消极层面为法治社会的发展应当始终坚守法律，法律可以被解释但不可以被突破。“仁”“法”平衡与“两个效果”相辅相成，而根据参与主体，“仁”“法”平衡的实现途径可从律师、人民陪审员及司法者个人等层面进行分析研究。     

孔子“仁学”的三个层次

孔子“仁学”的三个层次包括仁之情感、仁之理性和仁之规范。仁之情感是指仁作为一种具有博爱精神的人文主义情怀，它由亲人及大众，由社会及自然，在具有广泛性的同时又具有层次性。仁之理性是指仁作为根本的道德原则，其基本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之规范是指仁作为相对具体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义”、“礼”和“中庸”。     

冯友兰与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有不同的表述，他在很大程度上将作为近代科学的狭义科学与包括古代技术的广义科学混为一谈，也对冯友兰和爱因斯坦的相关问题产生误解。冯友兰问题和爱因斯坦问题都早于李约瑟问题而提出，并且涉及更为深刻的问题，即：数学演绎和实验归纳的逻辑方法为什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冯友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超越方法论层面，深入到“顺从自然”和“对抗自然”的基本人生取向。     

冯友兰文化观的形上学内核--"别共殊"

追寻冯友兰文化观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冯友兰关于文化观的所有真知灼见贯穿了一条一以贯之的思路,那就是"别共殊",即区分"共相"和"殊相",这是冯友兰文化观的形上学内核.横向的"别共殊",冯友兰区分了"类型"和"个体";纵向的"别共殊",冯友兰区分了"不变的道德"和"可变的道德",前一种区分,提供了如何解决中西文化差异的途径和方法;后一种区分,告诉我们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同时应该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照着讲"与"接着讲"——一个思想方法的现代诠释

冯友兰的思想,从内容上讲,与其他新儒家相比,并无多少新颖之处.然而,人们之所以重视他的新理学研究,关键在于他的思想方法.严格地说,"照着讲"只是治史,而不是治学.这是一种超逻辑、超理智的直悟方法,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一贯的思维路进,缺乏开拓创新是最大的特色."接着讲"则强调逻辑分析、科学论证,是对"照着讲"的否定.冯友兰的最大贡献,在于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种新的方法——"真正形上学".用这种新方法所创建的新理学,不仅为冯友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与发展真正具有了科学的内涵和意义.     

反思之反思--论冯友兰的哲学观

冯友兰从反思的角度规范哲学,阐释了哲学的内容、特征、功能、方法,并通过对哲学与科学、哲学与道德、哲学与宗教、哲学与艺术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哲学的文化地位。冯友兰的哲学观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哲学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重理性·尊德性·道中庸——以“三史”“六书”为主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冯友兰的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传统并借鉴西方哲学智慧,既深化了中国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思想特点——重理性,又归结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实质——尊德性,同时在方法路径上选择了传统儒家的一以贯之之道——道中庸。冯友兰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创获,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史"六书"中。     

神秘主义: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论冯友兰对神秘主义的诠解

人们通常将冯友兰哲学视为一种具有新实在论特征的理性主义形态。然而,冯友兰哲学在追求严密清晰的逻辑分析的同时,“神秘主义”也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经线。冯友兰将神秘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并主张“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这种对神秘主义的独特诠解,斫出了一条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有机统一的新路径,从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形上学的新范式奠定了基础。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彝汉诗学中“风”、“骨”内涵之比较

＂风骨＂一词在汉语诗学批评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范畴,汉文化中,它最早源于人物品评,随后转向诗文、书法、绘画等多个艺术门类。值得研究的是在我们多民族大家庭里,特别是在我国彝族发达的诗文论里,＂风＂、＂骨＂有别样的内涵,它们同样在自己的诗学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孔子仁学及其当代启示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其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原则。孔子提出的＂仁爱＂、＂忠恕＂等一系列管理主张,表明仁学是一种伦理性文化。仁学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建设的学说,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关于国家统治和社会教化的管理原则。因此,从现代行政伦理的视角解读孔子仁学中的爱人、礼、忠恕以及安人等思想,不仅可以为研究孔子仁学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可以为当代行政伦理建设提供更多的路径选择。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论哲学特质——早期新儒学的思想特点

新儒学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其早期思想奠定后来发展的核心,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提供了主要的思想框架,梁漱溟从中西印思想的比较中得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熊十力进一步将之归为哲学本身的本体论特质,并认为这一特质只为中国哲学所体认,冯友兰进一步从哲学与科学的不同肯定了哲学的特质。三大家的思想对于新儒学的思想形成具有根本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