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与生育数量和性别的关系──柳林县青壮年流入人口调查

经济文化与生育数量和性别的关系──柳林县青壮年流入人口调查刘彦一、经济收入与生育数量和性别的关系，见表１。从表１看出，随着收入由低到高的变化，生育的子女数目逐渐地由多变少，经济收入与生育子女呈数负相关关系。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他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     

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对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对秦顺农村不同经济收入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专题调查获得的数据，考查了经济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调查数据表明：不同经济收入家庭育龄妇女在对子女数量需求与性别偏好、子女成材质量期望，以及生育动机构成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综述——基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

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在空间上分为全国性调查研究和地方性调查研究两大模块,在时间上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对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在意愿生育数量上,中国人群的意愿生育数量在1.6—1.9个的范围上下波动,大城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理想子女数的均值依次递增;在意愿生育性别上,性别数量双偏好(儿女双全)和无性别偏好逐渐成为主流,但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在意愿生育时间上,女性人口的理想生育年龄较为稳定,实际生育年龄则呈增长趋势.为满足具有长远意义的对比分析需要,可构建系统性、标准化的生育意愿测量工具,并进行纵向追踪性的大型调查.     

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境）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农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两个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在2015、2016年分别对湘中和豫东农村1418、1416个户主家庭进行了调查,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成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序probit回归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在湖南农村还是河南农村,家境较好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多,反之,家境较差的家庭子女数较少;假定子女数量真的影响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回归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乡镇人口生育意愿现状——以菏泽市乡镇人口为例

根据菏泽市乡镇人口生育意愿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该市乡镇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调查结果表明:菏泽市乡镇人口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54,低于更替水平;性别偏好不明显;意愿结婚和生育时间推迟;生育目的也发生了转变.据此提出:国家应在生育政策与生育权益、家庭保障间平衡统筹,进行适当调整.     

孩子对父母婚姻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

本文在综述中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育行为与婚姻发展关系的三个假设1)孩子更多地发挥父母婚姻关系稳定器的功能;2)孩子不仅直接作用于父母婚姻关系,而且还产生间接影响;3)孩子对父母婚姻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父母本身的社会经济特征.分析结果基本上支持这些理论假设.同时还发现,与西方一样,生育男孩和多子女具有更大的稳定婚姻关系的作用;在高知和高职业家庭,孩子对婚姻质量的负面影响明显加大,而在高收入家庭,孩子维系父母婚姻的作用更加突出.     

人力资本、预期寿命与推迟生育——基于四期OLG模型的理论与实证

推迟生育已是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高收入国家人口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家庭行为决策的四期OLG局部均衡模型,并利用效用比较分析方法,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和预期寿命对推迟生育的影响。同时还利用23个国家198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与理论结论一致。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上升、代际间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下降以及预期寿命越长会使家庭选择推迟生育。此外,本文还分析了政府补贴政策对推迟生育的影响,分析表明：对生育子女补贴会使家庭更愿意生育子女,但对生育时期选择没有影响;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补贴,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从而使家庭延缓推迟生育。     

农村家庭生育行为经济效益的实证研究——兼论差别性生育政策的适用性

利用河北省承德、邯郸两地农村调研数据,建立SUR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家庭生育的孩子数量、性别等因素对家庭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得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及考虑政策外生育条件下,孩子数量和家庭拥有的男孩数对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有着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山区(承德)农村较平原(邯郸)地区农村家庭更为明显.与此同时,对差别性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及其适用性进行了论证.     

我国南北两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及动机构成的比较分析

本文对我国东北与苏南两个具有不同历史、经济和文化背景地区的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及动机构成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发现两地人们对子女数量期望基本相同，但对子女性别期望差异显著。此外，两地偏好男孩的动机构成很不相同，概括他说，既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有关，也与生产生活实际需要有关。     

生育意愿的代际差异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数据,文章从意愿生育子女数、意愿子女性别、意愿生育年龄等三个维度出发,考察了不同代际(60后、70后、80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发现,80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少生、晚生、优生的意愿趋势明显,以孩子为中心的观念也在弱化,性别选择更趋向无偏好化.新型生育文化及观念在我国发达的农村地区已成现实,这些事实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失独家庭有限代孕权利的国家保障

我国失独家庭数量甚为庞大，其特殊保障问题已为社会关注热点，尤其是最为突出的再生育问题。由于失独家庭大都丧失生育能力，代孕乃是其实现再生育的主要途径。基于失独家庭的特殊性，对其有限开放代孕并不违反伦理道德，在法理和情理上也均具有合理性，且失独家庭因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承受了失独的不利后果，故其选择代孕方式实现再生育的行为应当获得国家保障。国家不仅应当通过代孕类型、代孕条件、代孕程序等方面的制度构建来保障代孕的有序运行，还应通过扶助模式、扶助资金、扶助标准等方面的制度构建来对失独家庭代孕予以必要救助。     

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

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人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分为行贿人与受贿人、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自然人与单位等。根据行为人的身份、编制来确定刑事责任是商业贿赂犯罪的重要特征。仅仅因为身份上的差异,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在商业活动中实施相同行为的情况下,要比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有单位受到更严厉的刑事处罚。在商业贿赂犯罪中,不仅刑法对自然人比对单位规定了严厉得多的刑罚和低得多的构成条件,而且对非国有单位未规定非国有单位受贿罪,这极不利于惩治单位参与的大量商业贿赂犯罪。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制度与平等受教育权

平等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承担受教育权的给付义务则是政府的基本义务之一。《义务教育法》明确了政府为所有儿童提供义务教育机会和条件的责任,但却没有进一步明确不同级别和地区政府之间承担义务教育给付义务的具体数额及比例。国务院制订的以县级政府、以流入地政府为主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制度,既忽视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先天性差异,又忽视了流动儿童分布的地区性差异,更缺乏对流入地政府承担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的激励及责任制度,导致流动儿童在城市里无法平等享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只有建立以中央政府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制度,才能帮助流动儿童有效实现其平等受教育权。     

我国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渠道探究

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需要大量的护理费用,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失能老人逐年增多,长期护理问题变得日益严峻。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护理保险制度。资金的严重缺乏是困扰长期护理保险的瓶颈。疏通筹资渠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通过个人和雇主缴费、政府投入及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筹资等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地筹集资金,能促进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早日建立。     

论政府环境民事责任

法律规定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意味着政府承担环境安全保障义务。政府违反这一义务不仅应承担行政责任,而且应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类型包括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直接由于政府决策失误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导致环境污染或破坏发生或加剧时,政府应该直接对受害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若政府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污染者造成公民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政府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即当污染者无力承担或者找不到责任人时由政府承担赔偿责任,尔后政府对污染者享有追偿权。     

论儿童、家庭和国家之关系

儿童,首先是独立的人,是独立的权利主体,是家庭、社会中的平等成员,其次才是父母的孩子.对儿童而言,父母、家庭、国家和社会承担的最重要任务是为儿童提供能使其成长为具有自决自治能力的负责任的公民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各方主体行使权利、承担责任,应以优先保护儿童利益为原则,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不损害儿童权益为底线.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确保儿童健康成长的最普遍的成功经验.在近现代社会,父母权利的基础和依据就是他们是最适合照顾自己孩子之人;或者可以说,父母是一种“公益岗位”,赋予资格就是为了抚养教育子女成年.国家立法不仅确认父母、家庭承担抚养教育儿童的责任,而且监督父母履行义务.儿童享有获得政府保护、要求政府履行义务的权利.基于父母能力的局限性和家庭功能的弱化,国家应当更积极地承担起其“家长”责任,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扶助,必要时直接替代父母承担责任,而且尽可能提高儿童福利水平.为克服我国现行法律保障儿童权益之明显不足,我国立法应当细化监护人的选任和改定,完善监护制度;增设儿童抚养费给付垫付制;尽快制定儿童福利法,使所有儿童均享有适当抚养和教育,优先照护;建立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开放保护儿童利益的公益诉讼.     

社会组织：农民工福利供给的新主体

按照西方福利多元化理论,福利供给主体系统包括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市场和政府。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的家庭、市场、政府、社区这四大福利供给主体均因各种原因未能承担相应主体责任,导致农民工对社会福利产生较大的需求缺口,从而催生了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主体。对社会组织这一农民工福利供给主体产生的原因、现状和发展瓶颈展开了分析。     

传统农区工业化过程中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

经过承包制、租赁制和物权制三阶段改革,农户耕地产权完整性逐渐强化,但产权权能仍然在上层政府及乡、村、组、户等多个主体之间分割持有,其对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要求的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要通过市场转让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村经济活动的效率,并使农户真正拥有土地处置权和收益权,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流动,就必须推进以农户私有化为基本方向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基金家族造星策略有效性与主体识别研究——基于明星基金与晨星基金经验数据的比较

基于2007—2013年国内主动型股票类基金中明星基金与晨星基金相关数据,通过建立检验明星绩效对家族资金流动影响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考察明星绩效概率与家族特征关系的Logit模型,可实证检验基金家族造星策略的有效性和对家族造星主体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家族造星策略所产生的明星绩效对基金家族新资金流入能产生溢出效应,即明星基金和晨星基金不仅会为自身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而且还会为其所在的同一基金家族中其他成员基金带来新资金流入,这说明家族造星策略对扩大家族资金规模和提升基金家族市场竞争力显著有效;基金间绩效标准差高、基金数量多且尚无明星绩效的基金家族更可能会主动追逐家族造星策略;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在以晨星基金作为评价体系的现实基金市场中家族造星策略有效性和造星家族主体识别特征表现的尤为显著。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范式转变--从遣送回家到支持家庭

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结构变迁与功能弱化是流浪儿童产生的直接原因,返乡回家也是当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基本范式。但简单的返乡回家导致流浪儿童救助工作陷入流浪-救助-再流浪-再救助的困局。走出这一困局,要处理好政府与家庭之间在流浪儿童预防与救助工作上的责任承担,通过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增强家庭的儿童照顾功能,建立支持家庭的福利体系,以预防儿童流浪。同时,从家庭与流浪儿童的关系出发,提供分类化的家庭干预服务,推动流浪儿童的家庭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