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艺术人类学的阐释路径

在对艺术现象展开具体理论言说时,艺术人类学的阐释路径主要呈现出三个基本环节：遵循文化人类学田野方法,参与实践至具体的艺术活动中去,获得直接而完整的审美体验和生活知识;基于文化整体观,对艺术生态作出全面的语境性把握,从而探究艺术活动的文化逻辑和生活特征;以艺术民族志的形式,在关注艺术现象的细节和场景中,使得具体艺术现象得以综合把握和书写。艺术人类学的现实介入力和问题阐发力因此而得到有效实践和彰显。     

“非遗”后艺术民族志书写及其社会想象

作为兼具文化与艺术双重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过"非遗"产生、申报、保护、发展等阶段后已然成为"他者""自我""社会"关系网中的资本,并以其独特的价值呈现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成为社会想象对象。"非遗"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主要是从历史溯源、社会评价、建构再造、共同体形成等维度进行把握和阐释,多维视角中对"非遗"的社会阐释与社会构想成为"非遗"民族志书写的社会集体视角即社会想象,这种多维度的社会思考与把握也是解决我国"非遗"保护问题的文化视角和学术参考,其民族志的书写社会多角度的想象与阐释通过文本化策略得以实现。     

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述论

在对阿库乌雾具有民族志意义的人类学散文文本的诗学、民族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特性、风格、技巧和文化艺术价值进行述评和理论研讨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文学人类学写作可以视为当代民族志,同时是考量民族文化保存和变异的活态文本,是认识该民族文化的价值,发现该民族当代审美追求变化轨迹的珍贵资料.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

影视方法正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影像民族志不仅仅是纪录、描述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影像民族志在表达异质性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且进一步阐释了影视或者影像民族志方法在传达默会知识、促进跨文化理解,以及在人类学展开非语言社会行为研究、促进知识的分享和进行社会干预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实践。同时,本文也指出影像民族志也只有回应人类学理论发展、参与人类学知识生产,才能制作出真正的"影像民族志"。     

“间性的场域”:论少数民族艺术审美生境的三个维度

一直以来,学界并未对审美生境一词做出详细界定。笔者试图将少数民族艺术的"审美生境"规定为三种概念:"自然生态""日常生活"和"审美意境"。这包含了自然生态存在论、世俗日常生活经验论和富于超越性和现实指引性的艺术人生境界。以生态解读文化,以"方言性"的艺术形态表达日常生活的图景,以"此在"的生命诠释艺术的张力,达到诗意的"人生之境"。从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与艺术"田野"两个层面,将审美生境建构为某种"语法范式",为民族艺术研究和艺术人类学的审美批评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走向一种批判诗学——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看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审美中心论","文化诗学"既无法面对更加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也无法对现实形成有效干预,所谓的"介入现实"基本上成为纸上谈兵。"批判诗学"是对"文化诗学"的继承与拓展,它在保持文学理论审美品格的同时,试图增加批判这一动力系统,意在让文论与现实保持一种鲜活的关系,从而强化理论的及物性、实践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性。"批判诗学"的理论资源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诗意的裁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否定的辩证法引领下的文学批评和大众文化批判。其理论预设和操作方案很可能在萨特的"文学介入"与阿多诺的"艺术自主"之间,即在对其二者的双重借用和批判中保持一种张力和平衡。     

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西方艺术人类学述论

许多人类学家认识到,艺术史能够为人类学家提供一种视野,即将艺术品视为观看的物化方式,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面貌。时至今日,艺术学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象牙塔中,认为艺术与日常生活无关,与民众的行为及社会的互动无关,只是一些高雅圈子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艺术的研究需要人类学的视角及养分。文章分别从后代主义思潮下的艺术人类学发展、艺术人类学理论、艺术民族志观点,概要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命题、艺术人类学方法论的创新实践,以及对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研究

仪式一直是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重要对象,由于其与艺术、审美制度的内在关联,也必然是审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从发生学上考察,艺术和仪式具有共生关系;仪式自身也潜藏着审美因素;仪式作为一整套符号象征体系,是人类隐喻思维的展现,这种诗性智慧浇铸了仪式的神圣之美。仪式对个体审美倾向和审美情感的建构与塑造及审美原型的生发,构成了仪式作为审美制度的内核。     

艺术特质视域下的“和合”阐释

艺术特质,是基于比较视域下的中西美学,兼及美学原理与艺术审美经验提出的一个文艺美学范畴。在艺术本质层面的,把握所有与艺术特点的一般性显现之间的那个层面即为艺术特质。在艺术特质视域下,对"和合"的精神本质、美学型态及其在中国古典诗学当中的诞育机制和展开方式给予了具体阐释。透过艺术特质这一视角来考察中国古典诗学当中的"和合",不但进一步拓展了当下有关古典诗学"异质性"的探讨,而且使艺术特质这一范畴的探究获得了文本阐释语境的支撑。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