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透彻”及其诗学意义——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中心

“透彻”一词具备丰富的诗学意义，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它具有诗歌表意之明晰深刻、妙悟后之境界，以及盛唐诗境之特点三层含义。严羽在“妙悟”“兴趣”等概念之外，更借助“透彻”,将形而下的诗歌修习与形而上的诗歌悟解绾合起来，使其诗学更牢固地立足于“吟咏情性”与盛唐气象之上。通过对“透彻”这一语词的内涵及演变进行考察，能对严羽的相关诗学概念和诗论体系有更新的审视，同时也可以看出“透彻”同中国古典诗歌本质与诗人学诗工夫论的关联。     

《涛音集》与新城二王早期诗学思想

清代诗人王士禄、王士禛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二人早年初登诗坛时一起编选的明清山东掖县诗人诗作《涛音集》,是他们总结明清山左诗歌、阐发诗学观念的一次自觉实践。这部选集早于王士禛的《唐诗神韵集》,其评点集中体现出他们对杜甫“老成之境”和唐人“妙境”的推崇,审美上倾向于雄浑高古和兴象神韵两种风格。这两个方面是二王早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二王尊杜与贬杜、神韵诗学观念的形成以及二王诗学的联系等,都有重要意义。     

无边的“草根诗学”——兼论“草根诗歌”成为诗歌流派的可能

李少君在诗歌界大力倡导“草根诗歌”,提出了“草根诗学”这一理论主张。但这一诗学观念由于不断扩容,导致自身边界漶漫模糊,成了无边的“苹根诗学”;再者,“草根诗歌”作品风格差异杂糅,难以形成大体一致的诗学风格。“草根诗学”的提出和倡导在与“中产阶级写作”的对峙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至少目前看来,“草根诗歌”还很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来看待。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王国维“无我之境”说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比较

［摘要］王国维“无我之境”说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作为中西两种颇具代表性诗学理论,其对诗歌抒情主体、抒情客体及其读者接受等理论命题的认识既有契合,亦有分 歧。对之进行系统比较,对中国当代诗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很高的价值与意义。     

论元人诗学观的特色

作为金、南宋之后的一个统一的朝代 ,元代的诗学思想显示出新的特色 :其一 ,主张吟咏性情 ,跟宋代大异其趣 ,现出复归唐音的色彩 ;其二 ,提出诗乐相合的观点 ,为兴起的“今乐府”寻得《诗经》以来的诗学传统 ;其三 ,以是否合乐作为标准 ,将诗歌分为“古诗”、“近体”两大类 ,较仅从格律上作区别更具理论色彩 ;其四 ,提出了“诗学”的观念 ,把诗歌作为一种“学”来探讨。由此四点可以得出结论 :元人的诗学思想较前人更显系统和深入。它既是对前此诗学思想的总结 ,同时又开创了诗学思想的新局面 ,为古代诗学思想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城市作为“自然”与“世界”——论黄灿然的城市诗写作

如何书写城市及城市生活,是现代诗学中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自波德莱尔以来,城市几乎都是作为“地狱”和“罪恶的渊薮”得到书写的,黄灿然提出将城市作为“自然”同时作为“世界”来书写,以破除城市书写中的成规。黄灿然本人的诗歌写作很好地实践了他的诗学主张。他的诗作在叙事性、感性和抽象性之间建立了自身的张力系统,构建出一个爱者与智者眼中的城市世界,在继承波德莱尔遗产的同时为城市书写提供了新的典范。黄灿然是一位在城市诗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实践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诗人,值得重视。     

论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诗学思想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作为一部使“经学之又一变”的里程碑式经学著作,在疏解经义的同时也表达了丰富深刻的诗学思想。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诗学思想主要有四方面内容：第一,诗歌本体论,强调情志为本的诗歌本体观,并提出“情志一也”的观点;第二,诗歌创作论,提出“外物→心志→诗歌”的创作观;第三,诗歌功能论,要求诗歌应具有“论功颂德,止僻防邪”“畅怀舒愤”等功能;第四,诗歌审美特征论,提出“直言非诗”“故重其文”“声韵谐和”等观点．     

元好问研究的新成果

元好问是文学史总要提到的诗人 ,但大抵是在金代文学的一小节里。在人们的印象中 ,他只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的一位诗人。这或多或少是一种错觉。前人虽也有南北观念 ,但评元好问 ,则总是把他融入我国诗歌发展的滔滔长河中来认识 ,而且评价是很高的。譬如元初的郝经说他“独以诗鸣 ,上薄风雅 ,中规李、杜 ,粹然一出于正 ,直配苏、黄氏”。[1 ] (第 432页 )清人这类的评价更多 ,如李调元《雨村诗话》说 :“元遗山诗精深老健 ,魄力沉雄 ,直接李、杜 ,能并驾者寥寥。”郝经说他“中规李、杜” ,李调元则干脆说他“直接李、杜” ,把两宋以来…     

当代诗歌的“钢铁诗学”--读龚学敏的《钢的城》

在这个钢筋铁骨的时代,龚学敏的第六本个人诗集《钢的城》其突出的特点在于对“钢铁”的诗性规划,并由此呈现了当代诗歌“钢铁诗学”,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从中国钢铁的源头展开的“钢铁之诗”,回到了“钢铁本身”,彰显出钢铁的柔性、温暖性、抒情性的一面。同时,在回到“钢铁本身”的“钢铁诗学”中,还张扬出一种浓烈的科技意识和理性精神,这为当代诗歌如何注入理性精神、科技意识的“新的抒情”走向,提供了一种新的诗学可能。     

西方美学输入与中国诗学观照方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诗学观照方式之现代转型与西方美学的影响有着紧密的关系。西方美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诗学界逐渐改变主要把诗歌当作伦理教化工具的观念,而逐步把诗学当作美学问题进行研究和评价,其诗学批评也不再是单纯地以是否合乎“伦理道德”作为衡量尺度,诗歌的“艺术”价值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从而使得中国诗学之观照方式由传统的重视伦理的审“善”转变为现代的重视艺术的审“美”。考察西方美学的输入及其对中国诗学观照方式现代转型之影响,对于建构中国现代诗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庾信诗歌批评——杨慎建构六朝诗学的典型个案

作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庾信以其“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的诗歌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以及“绮艳清新”的诗风成为杨慎论述六朝诗学观的典型个案。杨慎在前七子宗汉魏、盛唐诗歌的复古诗学思潮中对庾信诗歌亲睐有加,倡导“尊唐”而不可“卑六代”,从诗歌声律、诗歌内容的承接和发展以及诗歌美学风格多方面建构六朝诗学观,将六朝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诗歌史地位提高到了新的水准,显示出杨慎六朝诗学独特的理论价值。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历史想象力、女性经验、日常美学——新世纪中国女性诗歌嬗变的几种向度

新世纪女性诗歌既是对20世纪女性诗歌书写的承续,亦有坚定的悖逆与拆解。历史想象力的重铸是 “独白”姿态的一种转向,女性诗人从自身转向历史与现实,有效勾连了自我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女性经验的拓展则承续了1990年代女性诗歌的经验书写,但连续中有着鲜明的变异,即女性诗人挣脱了闭抑的、概念化的性别经验的呈现,而将女性经验融入到个人具体的生存境遇之中,并藉此抵达更为阔大的生存本相;日常美学的扩张是新世纪常态化社会语境下,当代女性诗人对于诗歌书写范式的一种自觉选择,将诗意下沉至日常生活,并从中形构出一套寻求诗意的诗学方式。上述三种书写向度都表征了一种新的女性诗歌的形成,包涵了新世纪女性诗人特有的精神立场。     

论“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之影响

关于“梅村体”的艺术渊源,前人多重视其源出初唐四杰与中唐元白,相对忽视了其转益多师的艺术继承。本文论述“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体之影响,弥补这一认识缺失。受李白之影响在梅村是偶一为之,受杜甫影响则为“梅村体”之常态。受李白影响在于其个别诗歌之想象、格调;而受杜甫影响则在其“诗史”精神、现实态度、叙事艺术等大方面,在“梅村体”的大量诗歌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论两汉“情志合一”诗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论长期存在着“讽喻教化”和“吟咏情性”两种认识，两汉则是联系“言志”和“缘情”的过渡阶段，其诗学思想呈现出“情志合一”的面貌。由《诗大序》提出的“情志合一”的诗歌本体论，不断在诗赋创作和理论中体现。“志”乃是“诗言志”观念的延续与发挥，而“情”是更为有价值的提法，是文学思想萌发的标志，是诗学走向自觉的必经之途。     

论宋代的诗歌句法理论

宋代诗歌句法理论极为丰富。宋人所说“句法”含义宽泛 ,至少可析为 11种 ,但中心意思是指诗歌语言的组织方法。宋人谈句法相当普遍 ,但基本上围绕杜甫诗来讨论 ,可说是杜诗句法学。宋代句法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 ,它标志传统政治诗学向语言诗学的转变     

"学问"与"性情"的诗学同构--论道咸宋诗派诗论

学问化问题是古代诗论中的重要问题。道咸宋诗派学问化诗学对古典诗歌学问与性情的关系进行集中探讨,追求学问与性情的诗学异质同构,将“以学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两种相异质的传统调整和拢合。     

论武周时期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

关于武周时期洛阳与诗歌之关系,前人多关注诗歌对提升洛阳文化地位的作用,而忽视了当时洛阳文化对诗歌发展之影响。实际上,正由于洛阳政权中心的建立,“方外十友”才得以形成,这对唐诗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再者,诗歌中心随政权中心转到洛阳后,诗歌的表现对象、艺术风格、用典喜好都发生了相应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诗学观念在洛阳发生了较大转变,诗人由慕学西汉(长安)转向崇尚东汉和魏晋(洛阳)文学之美。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了“风骨”和“兴寄”的主张。探讨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唐诗演进的外部因素及武则天与唐诗之多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