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到南朝的"宫体诗"

古今之人大多因“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论点而诟病陆机 ,指责其导致了南朝轻靡艳丽之文风的盛行。本文通过追溯从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 ,到南朝“宫体诗”的产生这一历程 ,直面陆机《文赋》消极的一面。同时 ,努力还历史以真实 ,发掘陆机这一论点于中国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论“缘情绮靡”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缘情绮靡"是陆机诗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历来评价最为歧异的诗学范畴。如果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考查,"缘情"指诗歌的发生过程,"绮靡"是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理论内涵上,"缘情"是情、志、理的统一,"绮靡"是文辞、音韵、情感的统一。不仅"缘情"说深受佛教"格义"的影响,而且"绮靡"说也烙有佛典文风以及梵呗经音的深刻印记。"缘情绮靡",既植根于魏晋诗学,包涵着对缘诸生命冲动之情的肯定,也凸显了诗歌风格华美,音调圆润,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深化,且深刻影响了南朝诗学。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曹魏西晋诗歌的审美自觉——从"丽"到"绮靡"

曹丕的"诗赋欲丽"说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摆脱了儒家诗教的束缚,是曹魏、西晋诗歌审美自觉的两个里程碑。曹丕所论"丽"是指诗歌的文辞华丽之形式美,反映了审美自觉开端阶段的认识,但在中国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陆机所论"绮靡"也指诗歌形式美,包括辞采华丽和音韵和谐两个方面,并且还初步涉及了形式美的原因,反映了审美自觉发展阶段的认识。从"丽"到"绮靡"的审美认识预言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发展趋向,引领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文学风尚。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刘勰与缘情说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标志着缘情说的确立。使缘情说成为系统理论的是刘勰。首先他把“情”提升到本体地位,以“情”作为“文”的本质特征,而不限于“诗”;其次,他阐明了情采二者的辩证关系;再次,他在创作规律的探求中,揭示了情感的效应。刘勰的情感论是缘情说的完善和深化,因而与诗言志说拉开了距离。     

对古代诗论传统之我见

<正> 我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基本上是抒情诗的理论。我们今天要继承的古代诗论的传统,也基本上是抒情诗论的传统。要继承这个传统,先得对它的内涵有一个确切的理解。而目前的理解似乎还不够确切,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古代诗论的传统主张是两个,一个是“言志”说,另一个是“缘情”说,前者来自《尚书·虞书》的“诗言志”,后者来自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看到这种看法,内心里不由得产生几个问号: 一、古代诗论的传统主张只有这两个吗? “诗道性情”说哪里去了? 二、“缘情”说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吗?它能够把一切主“情”的理论都囊括其中     

论陆机“诗缘情“”赋体物”的分异互用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研究陆机文学、六朝诗赋乃至诗赋文体都绕不开的重要而复杂的命题，不可割裂而论。一说介于《文赋》的特殊性，“诗缘情”“赋体物”的探讨必须要建立在理解写作观念、表达方式、辨体维度的基本前提下进行性质认定、意涵清理、文本互证及历史观照和价值判定。以此“缘情”“体物”乃是从技法切入角度逼出的诗赋体格分异，故存在着彼此交越借用的可能；二说标举体格皆承自前代，同具重要的文论价值，其中“缘情”偏于诗体的普遍性，“体物”偏于赋体的时代性；“绮靡”“浏亮”作为二体体格导向下的审美风格理想，前者系借自赋学的久远传统与时风追求，后者系源自玄学而独铸的新语，又以同具强烈的时代性而导引了二体各自的新发展，但为后人褒贬不一。陆机对诗赋风格的标举，也凸显了影响文学发展的两大客观规律：外部受社会文化思潮之影响，内部存在着文体之主次强弱影响。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从杨德豫译诗看其诗学观

杨德豫先生不仅译作丰富,对译诗也有独特的见解,是现代英诗汉译的名家。文章借鉴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对杨德豫的诗学观及译诗进行解读,从而得出：杨德豫坚持用汉语格律诗翻译英语格律诗,主张“以顿代步”,韵式悉依原著,在译诗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诗学观,并且在诸多实践中实践着自己的诗学观。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苏轼词中的舟船意象

苏轼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始终在不断的迁谪中流离,舟船就成为了他一生中离不开的交通工具,自然也成了他诗词中经常书写的对象。总的来看,在苏轼的词作中,舟船意象大致呈现出三类美:一是舟行碧波上的图画美,这类图画美是以舟船入景,把舟船作为欣赏的一部分,主要动静和虚实之分。二是舟行内心世界里的情感美,在苏轼的词中借舟船抒发了微妙的心灵世界、离别的伤感、超脱的境界、漂泊的愁绪四种情感。三是舟行于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美,苏词中的舟船意象不仅带有传统文化中诸多闪光的思想理念,也表现了苏轼所处时代的社会风俗,并在同类诗词创作的历史传统中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三种美相互交织构成苏轼词里色彩斑斓的舟船世界。     

论诗歌教学中的美育方法

针对以往诗歌教学中，过分地强调诗歌的思想性，忽视诗歌作为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的情况，提出了把美育贯穿于诗歌教学中，披文入情，感受情感美；品味意象，感知意境美；低吟浅唱，感受音乐美；析彩现纹，品味色彩美，进而达到美育的目的。     

论诗歌教学中的美育方法

针对以往诗歌教学中,过分地强调诗歌的思想性,忽视诗歌作为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的情况,提出了把美育贯穿于诗歌教学中,披文入情,感受情感美;品味意象,感知意境美;低吟浅唱,感受音乐美;析彩现纹,品味色彩美,进而达到美育的目的。     

“听之金声玉振”——谢榛对诗歌音乐美的追求

音乐和诗歌具有天然的联系,音乐性是判断一首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自古以来,诗论家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从多个角度加以阐述,但大多只言片语不成系统。及至明代,茶陵派诗人李东阳以“调”论诗,以“具眼”、“具耳”辨格,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得到极大的阐发,然其后鲜有系统的论述。嘉隆年间,“后七子”中的谢榛可以说是明代屈指可数的音韵大家,他对诗歌音乐美的重视构成了其论诗的重要一环。在《四溟诗话》中,谢榛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诗歌音乐美的重要意义：音乐美是诗歌不可缺少的审美特征;音乐美对于表情达意有独特作用;以诗歌的音乐美为标准改前人诗歌。     

论威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与《神曲》的诗画融合

布莱克的诗画艺术演绎了一种率真质朴的风格,呈现出自然写真的诗意与画境,纯美的想象在其中发挥了独到作用。其画境中的色彩基调是再现诗意的视觉表征,色彩镜像由表及里地映射出诗歌的主题、思想、意境、隐喻及象征内涵。他的诗歌富有伦理教化作用,充满对善与恶的审度,追求心灵升华,表达他对世界大同的愿景。从《天真与经验之歌》到《神曲》,体现出返璞归真、爱憎分明、向往美好的创作主旨并成为布莱克创作思想的一条主线,前者由诗歌艺术趋向绘画艺术,后者由绘画艺术回归诗歌艺术。布莱克的创作之途可谓“诗心入画”,将视觉审美意象融会贯通,实现了诗歌艺术与绘画艺术的交融。     

唐前山水诗的情理要素消长之路

在唐前山水诗的嬗变中,有一个较明显的变化,那就是理消情长,山水诗逐步摆脱玄理,进入到表现山水的美好清音和抒写主体性灵之中。东晋山水诗理语入景语,以理遣情。南朝宋山水诗玄理渐隐,性情日长。齐梁陈山水诗玄风已逝,融情于景。     

严羽复古诗学以“浑”为美的旨趣及理论构建

严羽认为宋诗笔力之劲健不减唐人,而气象之浑厚却差之甚远.他的复古诗学正在于提倡浑然之美,试图全面恢复汉魏盛唐诗以浑为美的诗学传统.在《沧浪诗话》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诗美主张,即上乘诗作应具有古朴浑厚、整一无间的气象,妙悟浑成、兴发无痕的诗法和物我浑融、超形入神的意境.“妙悟”“兴趣”与“入神”等诗学理论正是围绕他以浑为美的复古旨趣提出的.自严羽后,以浑论诗逐渐成为潮流,谢榛和王夫之等全面承袭并发展了严羽的浑然美学,并将其推向了巅峰.     

杜甫诗歌"波澜独老成"风格研究

以杜甫在陷贼及为官时期(公元756年—公元759年)的作品为代表,杜甫的诗歌因其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独特的风景。“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这是杜诗所独有的,本文着重从杜诗的收蓄与崇高两方面,对杜甫诗歌风格的成因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