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商誉、产权性质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2—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制造业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形成的商誉资产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并购商誉对企业全要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2)产权性质对于并购商誉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拥有高商誉的企业样本,越倾向于轻资产投入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越低的企业所拥有的并购商誉越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     

气候变化冲击下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利用县级地理单元的气候数据以及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研究气候变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秦岭-淮河以北及中、东部经济地区尤甚;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的融资约束强化、研发投入减少,最终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所在区县较强的金融服务能力能够显著缓解气候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经济转型期的经验研究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估算了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2001-2009年制造业31个两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并比较了不考虑环境因素影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各项指标都呈现出增长趋势;相比较不考虑环境因素而言,在正确考虑环境管制的情形下,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提高,而且对生产率的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还是技术进步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深化、行业规模、研发投入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轻、重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体育用品制造业空间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体育用品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相当体量规模的重要产业，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2004—2013年15个省区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7%，技术变化是增长动力源泉。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主营业务收入区位熵、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区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对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指出，新常态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应坚持走集群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Hsieh和Klenow提出了一种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模型,龚关和胡关亮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文章在龚关和胡关亮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了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只与行业有关的假设,构建了一个新的异质产品的垄断竞争模型。然后结合企业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劳动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根据Olley和Pakes的方法测算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并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1-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4.93%;由于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的双重下降,2007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就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看,中西部地区越来越高,而东部地区越来越低。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影响机制上,企业集团化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推动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化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化更有效地发挥了内部融资功能。该研究试图从组织架构角度为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朝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OFDI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式，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资源”三角形理论，以2015-2021年广东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正向显著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大型企业、高股权集中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的途径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营改增是否减轻了企业税负：基于交通运输业的准自然实验

交通运输业作为营改增第一批试点行业,改革效果对未来政策优化具有指导意义。基于2007~2018年交通运输行业11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PSM-DID实证检验了营改增对企业的减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企业的减税效应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减税效应是通过影响总资产周转率、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与净资产同比增长率实现的;减税效应所呈现的时滞性在国企与非国企间存在明显异质性。因此,应加快增值税法定化进程;增值税未来的优化方向应聚焦在税率并档;企业应优化资金的供应方式,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     

数字化转型、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分析2010～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数字化转型以公司治理模式变革为渠道,促进了股权制衡与人员结构等的协调,有助于提升管理效率,优化决策程序,更好地调整资源配置,从而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大型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高市场竞争行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经营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的变革影响,政府应结合产业特点与发展状况,实施差异化政策,最大程度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生产效率、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作用。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产能过剩、实质性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创新发展与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核心议题,二者的关联性分析将为破解当前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2010—2017年实质性创新数据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产能过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会抑制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实质性创新在产能过剩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快的地区,产能过剩对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大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而不是仅仅追求创新"数量",才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谋求企业长远发展.     

企业进入退出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化

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对象，融合BHC和MP分解法的优势，研究存续企业、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且增速加快，这主要源于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共同贡献，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分别呈现负向作用和正向作用，存续企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进入企业、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对不同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作用方向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贡献度上则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实证分析增值税转型对电力行业税负的影响

生产型增值税制下,电力行业增值税税负较其他行业高,并高于名义税率.增值税转型改革(即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可降低电力行业的增值税税负及总税负,促进电力企业的设备升级.但增值税转型并未改变电力行业增值税税负高于其他行业、高于各行业平均税负的格局.2009年新实施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对固定资产进项税金的抵扣也仅限于其中的设备器具,这仍将造成电力行业与其它行业或企业之间因固定资产结构不同而税负不公.将建筑物等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并进一步纳入增值税进项税金的抵扣范围,应成为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政策取向.     

关于国内增值税改革的若干思考

增大减税力度,深化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于多数企业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良机,但转型改革本身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应该建立增值税征收管理细则,进一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进一步减轻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给予适当倾斜,提高征管水平和税务人员素质,更大限度发挥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自主创新、技术溢出和市场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CH-LP技术溢出分析框架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Driscoll-Kraay方法、工具变量法、差分广义矩估计和分段估计等方法同时分析了自主研发和4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自主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其他各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各种开放渠道产生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出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降低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国有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反映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时发现:在国有企业占经济比重较低时,国有企业占比的上升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当国有企业占经济比重较高时,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比重反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福建省泉州地区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策略研究

福建省泉州制造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认识不够清晰,新技术应用和产品研发水平不一,先进管理机制及其技术的应用不够系统,知识管理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总体劳动力素质离先进制造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这些消极因素对泉州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应通过普及全要素生产率知识,积极推动制造业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进先进管理机制及管理技术,促进制造向智造转变,支持高等职业教育做大做强、培养区域经济建设所需技能型人才,普及知识管理、持续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加强创新规律研究、增加创新成功率,以促进泉州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