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基于2016年江西省7个地区13个县(区)1402份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细碎化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提升农地产权强度、增强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提高农地产权排他性能力直接促进,而且通过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间接产生正向影响。为此,要继续推进并完善农地确权工作,充分发挥确权的积极效应,防止传统确权方式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农地产权安全感知为中介

在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农地转出意愿"框架基础上,利用山东省实地调查数据,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供给意愿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农地确权对农地供给的影响机理提供理论依据。应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体效应与边际效应分析;建立结构方程,应用索贝尔检验与自抽样检验对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将会提高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及其三个因子(土地调整因子、土地征收因子、流转纠纷因子)的安全感知,而上述中介变量对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金融资产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对农地转出意愿也有重要影响。     

农地确权方式与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来自PSM-DID准实验的证据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在学界引起了关注,但仍未见文献关注不同地权界定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利用广东省阳山县提供的“常规确权”和“整合确权”独特准实验场景,研究不同确权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的异质性影响,运用PSM-DID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相较于常规确权,整合确权促进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更加显著,提高幅度达到30.41%;但整合确权对不同环节、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不一致,主要提升了小规模农户的整地环节外包程度。本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方式选择对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有必要分离出不同确权方式影响的细致差异。     

市场激励、农地确权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771个苹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和农地市场的双重激励,短期内对农地产出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产品市场激励,长期内对农地质量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地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长期保护行为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对短期保护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农地确权在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农地市场激励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政府应注重完善农地市场制度、农地价格机制以及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同时重视农地确权改革宣传和信息披露,有效发挥农地市场和农地确权对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农地确权能否提高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意愿?

借助中国新一轮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围绕产权行为能力与产权实际执行程度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LDS 2016年全国6 9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等方法分析农地确权的选举效应,尝试回答农地产权这一经济权利能否带来农村更加广泛政治参与的问题。结果发现：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但这一影响只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成立;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内部,相较于非农劳动力,农地确权更能提升农业劳动力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相较于男性,农地确权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选举效应更为显著。可能的机制在于农地确权证书的发放增加了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女性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收益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了其参与村庄民主选举的积极性,目的在于以参与集体行动决策来拓展自身产权行为能力,从而获取预期农业收益。     

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消费?

农民消费行为的产权含义始终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基于“农地确权Ｇ土地功 能Ｇ收入结构Ｇ农户消费”的分析框架,探讨农地确权政策影响农户消费的内在机理.分析表 明,农地确权契合国家宏观经济扩内需、强消费的内循环政策导向.使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 PSMＧDID 模型估计农地确权的消费效 应.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农地确权显著促进农户人均消费、人均商品性消费,但对人均服 务性消费并无明确影响.进一步证据表明,基于农地保障性功能和财产性功能使用的农户, 农地确权政策将显著提高其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农地确权消费效应在兼职农民家 庭中最为显著,但农地确权政策并未带来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提出挖掘农户消费背后的产 权含义将有助于扩大农村内需,促进农民消费.     

农地确权提升了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吗？——基于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的分析

农地确权是中央从深化农村改革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确权不仅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也影响其承包地处置。基于苏、鲁、皖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促进了经营权退出,但却抑制了承包权退出;经营权退出在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农地确权后,农户一旦选择流出自己的土地,就不会轻易选择退出土地承包权。因此,在“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下,政府需要系统评估农地确权的制度绩效,将经营权退出和承包权退出联动考虑,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农地确权与农业物质性投入：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农地产权状态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息息相关,明确的产权所属关系能够降低农民的经营风险,改变生产投入策略。基于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与Tobit模型、多重中介分析等多种计量方法研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显著提高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农地确权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0.749%,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地转入、增加农业就业比重间接增加的农业物质性投入分别占总效应的0.908%和58.343%,转入农地的中介效应非常有限。研究认为,应做好相关保障,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强化政府的监督和引导功能,充分发挥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积极影响。     

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基于太湖上游地区调查

文章利用江苏省太湖上游地区513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Bi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农户商品有机肥施用最优确权规模是样本农户确权面积最大值的2.6倍，农户农家肥施用的最优确权规模是当地户均农地确权面积的2倍，这意味着样本地区农户确权面积尚未达到有机肥施用的最优规模；此外，风险偏好型农户倾向于施用商品有机肥，而风险规避者认为自产农家肥更可靠。探明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究竟如何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视角改善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微观治理机制关键着眼点。为提升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积极性，应通过整合确权政策实现农地适度集中规模化经营，建立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风险保障机制，促进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循环。     

土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基于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FD)2015和2017年的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土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具体影响，并引入土地经营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土地经营规模对土地确权与农业生产性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土地确权显著促进农户的生产性固定投资，而土地经营规模能够强化这一效应。相较于未进行土地转入的农户，土地确权的固定投资激励效应在进行了土地转入的农户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土地确权政策的实施年限对固定投资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农户持有土地经营权证书的时间越长，其固定投资的水平也会越高，但土地确权政策及其实施年限对生产性流动投资均无显著影响。     

新一轮确权是否必然促进土地流转?——来自浙黔渝三县(市、区)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黔渝三县(市、区)320份农户调查,在系统阐述农地确权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验证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成果不同,研究发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确权反而会阻碍农地转出;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群组分析表明,确权显著负向影响老年农户的土地转出,但对中青年农户没有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分类指导和针对性政策应对。     

农户分化与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选择

基于对湖南湘北地区218户农户的调查,构建3个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直接影响,农户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程度越高,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农户垂直分化通过影响农户土地功能偏好进而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越高,越偏好土地的财产功能,进而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土地功能偏好在农户水平分化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技能劳动力成员、土地集中度、村干部支持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基于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样本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的两种类型（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缓解效应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由此,提出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建议。     

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来自广西的经验证据

耕地质量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818份调研问卷,探索并验证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确权能够有效激励农户采纳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激励农户更多采纳保护性耕作行为。具体表现为:确权颁证增加了农户施用有机肥、施测土配方肥和施石灰三类行为的概率,提升了农户采纳秸秆还田、免耕和深松三类技术的可能性。考虑到确权颁证的内生性和不同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相互之间可能的关联,分别使用PSM模型和Mv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确权颁证的政策效应有滞后性,相对持有确权证期限较短的农户,持有确权证期限较长的农户更可能采纳上述各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并且,农地确权对部分类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受到土地调整经历的负向调节,二轮承包期间经历过土地调整会削弱新一轮确权对农户施有机肥、施石灰和采纳免耕技术三类保护性措施的激励作用。     

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

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状况与原因;从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政策因素与社会保障因素等五个方面共选取了15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因素的驱动机制不同;政策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不大。     

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

基于内蒙古、宁夏、山东三省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农户占整体农户的比例为65%,这其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均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两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方向则相反。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各维度变量中,一般信任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正影响,但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有显著负影响,而特殊信任的影响效应则相反,且显著性水平较低;农业收入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都有显著正影响,而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则不显著。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有一定交互影响效应。     

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对黑龙江省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从农地转入、农地转出两个方面挖掘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受模型中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促进黑龙江省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市场;加大农地整治力度,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加大农村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水平。     

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转:孰因孰果?

已有研究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证据表明劳动力转移和农地转出两者之间,究竟孰为因孰为果,在计量处理上对内生性问题也未给予足够关注并有效解决。本文采用广东、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和气候数据库数据,寻找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工具变量,从互为因果的两个方向验证分析了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地转出不会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但劳动力转移显著影响农地转出。在明确两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作用方向的基础上,采用Probit模型的回归分析表明：在统计意义上,劳动力转移正向显著促进农地流转,但是从系数值看,劳动力转移比例增加1%,农地转出增加仅为0.264%,表明在经济意义上,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影响程度相对较弱。由此提出,促进我国农地流转集中及其农业规模经营发展,通过“人动驱动地动”仅是制度安排的一个方面,需匹配其他相关的政策制度一并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激励效应。     

政治联系如何影响农地长期投资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控制多种生产要素的使用和配置,影响农地长期投资收益可得性及大小,进而决定农地长期投资。鉴于此,利用762户农户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政治联系对农地长期投资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政治联系密切有助于显著促进农地长期投资。在影响机制上,一方面政治联系密切有助于提高农地租赁契约正式化水平,促进第三方参与农地流转,改善农地产权风险预期,从而刺激农地长期投资;另一方面,政治联系密切有助于改善土地、借贷、农业补贴和农业保险等生产要素的可得性,从而刺激农地长期投资。得出在经济转型期,政治联系密切改善地权稳定性和生产要素可得性,促进农地长期投资,但政治联系密切导致生产要素使用及配置的“精英俘获”问题,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及社会福利损失。提出政府应完善农地确权颁证相关工作,依法规范农地租赁契约;同时培育农村要素市场,发挥价格机制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