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学术的传承与思想的重建——董子的思想系统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的表述,以经典的诠释为其基本的方式.但这种经典的诠释,并非仅仅是一种视经典为单纯历史知识的名物训诂之学.每一时代学术的重心,乃在于其面对经典,继承传统,因任现实的思想性创造.今所谓汉学,其主旨并非专讲考据.董仲舒以<春秋>学为骨干的思想学术系统,其重心亦要在为当时的"大一统"和政治合法性建立一宇宙论的体系,奠定一形上学和超越性的基础.今日儒学研究的总体倾向是侧重其知识性的一面,而对其思想性的现代重构重视不够.儒学因而未能真正参与当代思想理论的创造,失去了它作为中国当代思想的原创性本原和基本理论诠释原则的作用.近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儒学和中国哲学研究中思想建设与历史传统两歧及其知识化的研究方式,亟须改变.     

言意之辨在王弼经典诠释中的运用及其方法论意义

王弼对言意之辨有明确的方法意识,他总结和发展了言意之辨中的得意忘言论,并将之用于经典的诠释,从而阐发出其玄学新意:以之诠释《周易》,一扫汉代解《易》的象数传统,而开解《易》的义理一途;以之诠释《老子》,则建立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体系,是对汉代宇宙生成论的超越;以之诠释《论语》,则将以无为本、崇本举末的本体思维方式融贯其中,开以玄理诠释儒家经典之先河,为儒道会通开辟蹊径.王弼以之构建起有系统的本体论玄学是言意之辨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对胡五峰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

本文讨论对胡五峰哲学在当代诠释系统的反省意见。当代诠释意见的主要脉络有二,其一为内地学者的概念范畴研究法,其二为牟宗三先生的哲学型态分系说。笔者主张,概念范畴研究法以胡宏学为性学传统以有别于理学、心学、气学传统的分类方式,不易见出哲学理论的异同,也不易定位个别儒学系统的真正重点,不是一个好的分类系统,这主要是就朱汉民、王立新、向世陵三位教授的胡宏研究专著所进行的讨论。至于牟宗三先生以其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圆教理论之建构以为分判宋明儒学系统的做法,认为胡宏学正是一"以心著性"的圆教系统,既能充分展现客观面的本体宇宙学又能落实主观面的主体自觉心,正是宋明儒学圆教型态的圆满义。笔者以为,胡宏之学不过就是准确继承先秦及北宋诸儒之学,牟先生过度地划分论孟、易庸的理论角色,以致过度强调周、张、明道的义理不足,所以得出五峰学有以圆成超克之意境,牟先生据以为圆成超克的重点即在"以心著性"说,而笔者指出"以心著性"说即是一极为普通的"本体工夫论"的命题,不断地发生在论孟、易庸、周张二程、及朱陆各家系统之中,并无特别的义理殊胜之处,是牟先生强以主体活动结构入形上理论,以致混淆活动与理论而以为有一"以心著性"之说之能圆成主客观系统的儒学圆教型态。若能正视哲学基本问题研究进路,则牟先生此一对胡宏学的过度强调及肯定之说,份量上应可放得较轻些。     

“圣门末后亲传密旨”——朱子“忠恕一贯”章解的思想意义

朱子视"忠恕一贯"章为<论语>第一章,"一以贯之"为圣门末后亲传密旨.他以理一分殊诠解"忠恕一贯", 并与"一以贯之"比较,阐释了儒学的本体、功夫关系,剖析了忠恕说的三层含义,批判无本的浙东功利之说、舍末的陆象山心学、禅学.朱子对"忠恕一贯"的认识历经一长期演进过程,体现为对二程说的消化.对"忠恕一贯"章的诠解在朱子经典诠释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整个<论语>诠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新儒学"成己"旨趣与易学诠释

传统中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内在的含有"成己"旨趣,即从当下的自我做起经由学、行工夫,证到个体本有的灵明道体,前者称为工夫论,后者称为本体论.在新儒学思想中,这种最终证成的境界即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圣人境界.与此相应,<易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思想表述,与新儒学这一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基于此,<易传>这一主题表述为新儒学初创阶段的儒者在阐发新儒学时所倚重,尤其是新儒学在阐释其形上道体时,更多的通过对易道的阐发而展开.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诠释理路上看,易学诠释与新儒学的"成己"旨趣是一致的.     

王国维的儒学范畴诠释及其范式意义

王国堆以西方哲学理论、学说为坐标.对"命"、"仁"、"诚"等儒学范畴进行了诠释.他认为,儒学之"令"是一种无忧无畏的"任天主义".儒学之"仁"是一种理性的直觉主义.儒学之"诚"既是一种永远活动的本体,又是一种预见能力.这种以西学为坐标的诠释架构、积极健康的诠释方向、客观理性的诠释态度、精深细腻的诠释技巧.足以成为当今儒学研究中可资效仿的范式.     

《唐律疏议》“德主刑辅”立法思想和儒家人性论关系探析

《唐律疏议》由十二篇构成,《名例律》居诸篇之首,共六卷,五十七则律文,其内容涵盖了唐律的立法理论和基本司法原则。儒家思想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名例律》关于立法的思想,人性学说是儒家哲学体系架构的逻辑前提,于是唐律立法理论宏观上以儒家人性思想为基本前提,并且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中贯彻了儒家的人性思想,儒家坚持人性经教化可以从善弃恶的观点,所以,唐律立法理论关于德礼与刑罚的价值取向是德礼为主,刑罚为辅。     

李白辞赋的哲理内蕴与庄骚情结

李白辞赋篇目今存八篇,其赋作具有深蕴的儒道思想观,其自然贯道体儒的方式在其辞赋作品中得到张扬与诠释,其辞赋不但对庄骚艺术化陈出新,更继承了庄骚精神与思想内蕴,加之独特的个性诠释,正为其辞赋创作之精义。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也谈“儒家能否开出民主”——接着李明辉先生的话来说

就李明辉先生申发的第二代新儒家＂儒家可以开出民主＂的观点进行辩驳,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天赋等差＂与民主的基础即天赋人权思想有本质的冲突,因此不能从实践上导致所谓＂道德主体＂向＂政治主体＂的必然演变。同时,人并非仅是一个所谓道德实践主体,人类社会的构成及进步也并非仅是一个道德使然,新儒家从道德开出民主的观点与史实不符。但儒家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有所补益。     

略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儒家思想研究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趋于沉寂，但儒家思想研究非常活跃。儒家思想研究之所以活跃，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儒家思想是有待研究的学术领域、冀儒家思想理解共产主义中国。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即注意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外在研究理路”。20世纪50年代的儒家思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儒家思想的错误认识、加深了对儒家经世传统思想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理解传统中国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当然，此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亦存在局限，即“外在研究理路”这种方法，未能有效解决人的“历史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     

从评《离骚》看两汉文学思想之演变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汉代的文学观是儒家思想占居着统治地位。事实上,两汉思想是有差异的,其经历了汉初的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到儒道互补、再到汉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对屈原《离骚》的评价而完成的。     

李道平疏文中的易学思想

自清代乾嘉以来,沉寂已久的汉代象数学得以再次勃兴。在此易学学术语境下,李道平明确提出＂言象数而义理在其中＂的易学观,推尊汉代象数的治《易》之法。为追本溯源,李道平作《易筮遗占》一卷,对《左传》《国语》中的十六则筮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亦对＂之八＂、＂皆八＂等三则疑难筮例明抒其见。因汉儒《易》注有赖李鼎祚《周易集解》而留存,李氏又作《纂疏》以疏通、彰明之。其疏文除诠解汉易旧说、考辨字义文意外,又参以己意。其中二百余条＂愚案＂疏文,充分反映了李道平本人的易学识见。约言之,其＂愚案＂内容不外发挥汉易、引证字义、阐发义理和兼采宋学四端。总体而言,李氏《纂疏》虽偶有失当处,但毕竟瑕不掩瑜。迄今为止,此书仍为学者入门汉易乃至研习易学之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