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论析——以钟泰《中国哲学史》为例

以20世纪早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为背景,主要通过钟泰《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两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对比研究,阐发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特点在于探索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其思想的得失见弊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写 “中国哲学史”应持有的原则

关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话题已讨论得不少，且已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不过，真正有分量、有特色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既与著者的学识有关，亦与著者对“中国哲学史”所持的态度与方法有关。由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生命的提升，因此，书写中国哲学史当注意以下诸因素，即书写者应具有“哲学的心灵”；书写者要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体认；书写者要重视经典文献的阅读和探究；书写者对中国哲学要有同情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书写者尤其要凸显“务实”的态度，等等。     

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于这一断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既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加以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形态的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问题的内容。本文选择后一学术理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框架下的书写方式、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历史分期,阐明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历史贡献

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现代学术门类,应当是一个涵括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以及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学科群。张岱年先生以自己数十年间的学术实践与丰硕的学术成果,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个学科群的建构与发展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重视并总结张先生的这种历史贡献,不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理论的层面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拓展与深化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旧史中的新关怀——钟泰《中国哲学史》中的时代隐忧

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背景下的产物。基于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独特理解,开创了“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该书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史料的判别标准与范围、新史学思潮中的学术风气以及新史家对传统哲学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驳斥,体现了对新史学思潮中浮躁的学术氛围及新史家对近代西方新概念、新工具的滥用的隐忧,是对新史学思潮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与反思。     

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

历史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学科有其特定含义和意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历史哲学为名对古今中外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同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着具有浓郁醇厚的自身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由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导致他们各自对哲学与历史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展现出迥异的价值取向,从而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建设视望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维智慧特质的学理形态.19世纪末期,它以哲学名称、学科生成、论域研究的多重成熟,超越了曾经的道术之学、义理之学.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哲学之"史"的文本繁荣,却忽略了哲学之"学"的文本建设.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包含着"哲学"与"哲学史"两个论域.哲学是哲学问题范畴所构成的现实学理体系,哲学史则是哲学问题范畴发展的逻辑进程."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逻辑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本著述有"多史少学"的倾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应着力于增强"学"的体系建设.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哲学史类型与中国思想的叙述方式

当前发生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并不是某种外在尺度衡定的结果,而是中国思想之自我表达的"哽咽"状态所引起的内在的深切反思:由中国思想之叙述方式的困惑到话语形式之主体性缺失的焦虑。从哲学史类型来看,百年的"中国哲学"建构史做出了种种尝试,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这些方式有的已被淘汰或可能废弃,而有些则会在未来的中国哲学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在可选择的多元化的叙述方式中,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将会得到更好的呈现,其"失语"的状态也有望得到改变。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和认识论的成就与局限

“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又要能够把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 ,中国近代哲学的争论集中于历史观与认识论两个领域 ,并且表现出两大领域走向一致的趋势。虽然 ,中国近代哲学自身没有社会实践观 ,因而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 ,但其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做了理论准备。     

中国哲学史中“以马释中”的理论贡献——对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探讨

20世纪30～40年代,张岱年、杨荣国、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发掘中国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传统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诠释,开拓了明清之际及鸦片战争后等中国哲学研究新领域。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探究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自觉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