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自我"完成"的尝试:到"群众"中去——1950年代穆旦诗歌创作探析

1950年代穆旦的诗歌创作延续了他通过诗歌“完成自我”的主题,但其重心是向融入“群众”倾斜。分析诗人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的10首诗歌,可以看出到“群众”中去是穆旦人生理想与诗歌创作的中心意识,但这种自我完成的尝试并不成功;准备努力融入“群众”中去的诗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来自群众的批判,这构成了穆旦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一幕。     

查慎行诗歌评点之学探论——以查评《瀛奎律髓》为例

作为清代诗歌评点名家查慎行的诗歌评点独具特色,成就斐然。表现在查评《瀛奎律髓》中,主要有四个方面：注重诗歌的抒情言志功能,善于“知人论世”地解读诗歌,并能“以意逆志”,发掘诗歌所蕴含的深层意涵;以格论诗,提倡风骨铮铮、骨力劲健的诗歌气格,偏好平淡自然、空灵雅致的艺术风格,并重视与人品相关的诗歌品格;重视诗法,在章法安排、字句锤炼以及技巧掌握等方面都有精深的见解;笺评结合、对比论析,在评点方法上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对此详加探讨,将有助于全面深入地把握查氏的诗歌评点之学。     

戴表元诗学思想的"穷"、"游"之论

在诗歌的发生这一问题上,戴表元认为“穷”与“游”是最重要的两个契机。而戴表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诗学思想,正是他立足于宋末元初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自己的人生遭际及诗歌创作道路,对当时诗坛深深思考的结果。     

新诗的"有形"与"无形"--以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为中心

林庚是中国新诗格律探索中最坚韧的跋涉者之一。他从 1931 年以“自由诗”作者的姿态初涉诗坛始,至1935年前后转向“新格律诗”的实践,直至20 世纪 80、90 年代以论文方式继续诗歌格律问题的思考,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由形式及本质,突破了以形式划分新诗和旧诗的简单化思路,深入涉及了“诗的内容”、“诗的本质”等诗歌内质问题的探究。同时,他的“九言诗”等创作尝试也在格律实践、融会民歌因素等多个层面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批评、研究不无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管窥

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揭示了诗歌的“自然之美”是一种“妙造自然”的美,并紧紧围绕着诗歌如何实现“妙造自然”的审美要求提出了“措意”、“作用”和“取境”等一系列重要的诗歌创作问题,从而使诗歌的“自然之美”与不可言表的“无为自然”区别开来,成了一个可以叙述言说的实在,也就把老庄“自然”的审美态度转化为一种诗歌自然美的理论。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与唐代诗歌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晋会稽士僧群与浙江诗歌之路的早期开拓

东晋永和年间,会稽聚集了众多的名士、名僧,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其中支遁等高僧不仅富有名士风度而且长于诗歌创作,“言咏属文”成为会稽士僧交往的重要内容。在佛教的推动下,会稽发展为东晋中后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会稽是浙江诗歌之路中的重要区域,与钱塘江诗歌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会稽的诗歌创作风气,以及会稽士僧在迁移、流动中对会稽诗歌的传播,促进了剡县、天台山、钱塘、永嘉等地诗歌创作的发展,对浙江诗歌之路的形成具有早期的开拓之功。     

薛能诗歌渊源初探

薛能口头上对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作出尖刻的评论,但在实际诗歌创作中却自觉地向这些“前辈名家”学习。其诗歌渊源复杂,在诗歌思想、风格上受李白、杜甫、陶渊明影响最大;在诗歌创作题材上受白居易、刘禹锡影响最深;在诗歌创作态度、艺术技巧上颇受贾岛等影响较深。最终形成豪健和英逸并存的诗歌风格,但未能超越这些“前辈名家”。     

"真与美"的寻绎--方敬诗歌世界精神透视

“真与美”是方敬作为一位现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一生的人生追求目标与价值取向原则 ,更是他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诗之思”的集中体现。他是“凭着爱的名义写诗”的 ,因爱而求“真与美” ,为求“真与美”而担当而奉献。方敬诗歌创作生涯 ,呈现“真与美”寻绎过程。透视方敬诗歌精神之旅 ,不仅易于贴近方敬诗歌意义世界 ,同时也对于把握 2 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 2 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脉络 ,不无裨益。     

透视俄罗斯诗人的"美学宣言"

俄罗斯诗人笔下常常出现特殊的“美学宣言”式的作品,作为诗人对生活和艺术的某些“奥秘”的领悟和发现,它们往往比那些抽象化的论述性文字更加生动和更加深刻地表达诗人的艺术观念。通过对这些诗意化“美学宣言”的分析,并结合诗歌创作的特殊性,诗人们的这类“美学宣言”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的重要意义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闻一多：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闻一多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建设集古今中西之大成,得到了中外有识之士的充分肯定。闻一多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特别是英文诗歌,早期新诗试笔即呈现“中西合璧”的艺术风貌;留学美国使得他更真切、更深入地感知了英美文化、英美诗歌;《死水》对英美诗歌的借鉴更自觉。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又鲜明地体现着对于传统诗歌艺术精华和传统诗学理论的撷取与承传。他的诗歌文学活动构筑了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从《诗筏》看贺贻孙的"化境"论

贺贻孙是明末清初重要的诗歌理论家,他具有十分丰富的诗歌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贺贻孙对独标的"化境"说所包含的审美意蕴作了深入地发掘与丰富,成为其诗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诗歌作者将其奉为诗歌创作的圭臬.     

论杨枝远的诗学观及其创作

杨枝远是清初江西瑞金诗人,坎坷的遭遇使他致力于诗歌创作,主张“穷而后工”、“达而益工”的诗学观,其诗格调高雅,婉约清丽。一生著述甚丰,有《狎鸥亭诗钞》等,其诗有浓郁的乡土风味。     

人生·路·诗歌--勃洛克的生活与创作

勃洛克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俄国诗人,他既是俄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又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代宗师。勃洛克的诗歌探索之路分为三个阶段:神秘主义的“正题”阶段;怀疑主义的“反题”阶段;最后的“合题”阶段。处于每一阶段中心的,是关于祖国俄罗斯的诗歌。勃洛克的创作道路复杂而曲折,他把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诗歌创作。根据时间的先后,勃洛克的抒情诗编成三卷,全部诗作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一部完整的作品,一个完整的三部曲—“人化的三部曲”,这是勃洛克人生历程和创作道路的反映。     

感性的生动与理性的超越——李柏的诗歌创作理论

作为“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是明清之际关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诗歌在当时的关中诗坛独树一帜，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诗歌创作的缘起、诗歌本身所达到的境界、诗歌创作的功用等方面李柏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观点，同时他对明代以来诗歌创作的因循守旧之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赵执信的诗学理论及其理论溯源

赵执信是清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学理论也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他认为“诗之中要有人在”;“诗之外要有事在”;“文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艺术风格“设格甚宽”应“各从其近”;要选拔真才,反对结成宗派。他的诗学理论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诗教主张,强调了文学艺术“兴观群怨”、补察时政的作用。他之所以持这样的诗学理论和其生活道路、人生态度、道德人格、气质禀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何其芳的文稿修改——以诗集《夜歌》和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

何其芳整理重版自己的旧稿,尤其是1940年代在延安、重庆时的诗文时,有较多的删、改、增。本文以诗集《夜歌》和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说明何其芳作品不同版本的修改情形,从而在一个特殊角度折射社会政治形势、时代思潮的变动与作家的创作、文化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陈毅诗论研究

陈毅同志不仅是一位戎马倥偬、能征惯战、挥戈杀敌、叱咤风云的将军,也是一位才华横溢、文韬武略、倚马赋诗、出口成章的天才诗人,还是一位有着深厚艺术功底、精湛诗歌修养、精通创作规律、追求创新发展的重要诗歌理论家,其既重视理论对诗歌创作的指导,又注意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总结、提炼、发展诗歌理论,进而取得了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发展的双丰收,为中国现代、当代诗歌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而重要的艺术贡献。     

屠格涅夫的诗学——文学创作略论

屠格涅夫是享誉世界的经典作家,对文学的创作过程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提出了作家应是两种才能的统一和融合、作家是"隐蔽的心理学家"、文学创作要感受诗意等文学创作理论,并在自己一生的创作过程中实践和丰富了其文学创作论.     

散文化的田园抒情诗——以《桥》为例浅析“废名风”小说的文体特征

废名是京派前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独创性地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理论应用到了小说写作领域,将散文化写作与乡村题材、诗化语言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化诗体小说文体,对京派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及促进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文体的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废名的代表作《桥》为例,从非情节化的散文诗式结构、归隐与禅心的静寂意境、简洁幽深的诗化语言三个方面对废名诗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