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议屈原和屈辞研究中的“偏颇”

孟子提出理解文学作品“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是对我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贡献,为历代许多文学批评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所遵循.但是,“以意逆志”,是“以(读者或批评家)自己之意逆作者之志”还是以“作者之意求作者之志”呢?“知人论世”,是“只以(作者的)其人其世为背景为参考为根据去理解其作品”,还是“以其人其世去驾驭、统率、控制、规范、规定甚至代替对具体作品的理解”呢?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文学现象本极复杂,又涉及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涉及“论域”的进一步界定,     

《聊斋志异》阅读接受初探

创作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难,为之寻觅“理想的读者”也不易。蒲松龄对自己精心结撰的《聊斋志异》曾发出“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自志》)的叹息,这与以后曹雪芹自题《红楼梦》“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感慨同调。作家如是说,读者也颇自知,乾隆间人刘堮有诗云:“古人著书当建树,个里金针未易悟。几人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小说意境与诗歌意境之区别——兼论小说诗化

略观古今之论,又验之以文学作品,所谓意境乃是指在文艺创作与欣赏中形成的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艺术世界,亦即意与境的统一。考察具体作品,可能相对存在“意胜境”与“境胜意”的情况,实质上意与境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意是受制于客观物象的主观之意,包括情、志、理等;境既包括被主观之意所浸染、改造并映现于头脑中的客观物象,同时也包括来自对外物的感悟又反过来作为描写对象和结果的心象,这一点王国维早就指出过:“激烈之情感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正因意与境如此之缠绵,《人间词乙稿序》才将“意与境浑”推许为有意境之作的上品。     

也谈“变相”、“变文”的“变”

关于燉煌文艺中“变相”、“变文”的“变”字意义,过去曾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例如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说:“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变相是变佛经为图相之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旧版)说:“变者即佛经演变之意,与俗文之通俗化之义相同.”孙楷第认为“变当非常解”,“歌咏奇异事物的本子就叫作变文.”此外还有人把“变”字当作梵文的音译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以“变”为文体变化或演变的解释是用“变”字的普通义来解释“变文”、“变相”中“变”字的特指义,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不一定切当.“变”当非常解,有点儿接     

方玉润《诗经原始》简述

方玉润《诗经原始》简述赵庆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历来注释评讲，名家辈出，但古人说《诗》，大多侧重于诗教和训诂。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欣赏研究而影响较大的，则有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方玉润主张“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他说：“六经...     

论以意逆志对常州词派词学阐释学的影响

孟子"以意逆志"说对中国古典诗学阐释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辐射到词学阐释学领域,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就是导源于这一阐释传统的.通过考察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发现自其创始人张惠言至谭献等人之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逐步完成了将"以意逆志"之"志"由"作者之意"向"读者之意"的转换,最后将阐释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读者,给读者理解文本以充分的自由,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发展.     

间性理论的原生态--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起

孟子提出说诗者面对诗作要"以意逆志",也就是解诗者要以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但孟子却没有明确论定说诗者所用之意,是说诗者之意,还是诗作者之意,这就留下了文本的未定点,引发了千古不绝的争论。本文以诗的文本作为不同主体间的经验世界的对象,认为对文本底蕴的把握,既要以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也要以解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并在作为对象存在的诗—世—志的多重文本间,达到对于文学文本的体验与认知。此中既有主体间性,又有文本间性。可见,"以意逆志"说中正含有间性理论的原生态的丰富存在。     

也谈诗的"常"与"变"

古人说"诗言志"、"歌缘情",这似乎成了千古不易之论.但细而思之,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言志"和"缘情"吗?所以,只说诗言志、歌缘情,并没有说到位,没有说清诗歌所以为诗歌的本质.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     

说文学作品中的“鬼”——兼评陈树荣的《鬼姐》

我国古代文学领域里,从魏晋之际把小说分为“志人”、“志怪”两大支后,降至唐人传奇,旁及元明戏剧,清代小说,其中“谈狐说鬼”或有狐鬼形象、情节出现的作品,为数可观。而脍灸人口的如《宋定伯卖鬼》、《倩女离魂》、《牡丹亭》等等,均有其独到之处。最为世人所公认并欣赏的,便是集谈狐说鬼之大成的《聊斋志异》。在此书作者蒲松龄笔下,写了不少成功的孤鬼形象,那种“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各出其情,状无所隐”(蒲立德《聊斋志异序》)的艺术成就,是此书具有历时不衰的引人魅力、久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这些事实说明,以狐鬼为题材,或住作品中有狐鬼形象或情节,是不会妨碍作品获得成功的。因为它们的作者     

王世贞才思格调说辨析

王世贞《艺苑卮言》提出的“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一命题中，“才”包含狭义的才华、广义的才能二义。“思”从一个角度看包含情思、思力二义，从另一角度看包含自然思致和苦思二义。“调”包含声调、情调二义。”格”从学习古人作品角度看是规范之意，从生成意义上看是特点之意。由于这四个范畴的复杂性，这一命题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这一命题是王世贞．对文学(文章)创作的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一些基本的文学观念。     

释“介”

许慎《说文》：“介，（画）也，从八从人。”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介，象人著介（甲）形。”《汉书·五行志》：介者甲，甲，兵角也。《左传》：“或梦伯有介而行。注：介，甲也。”《诗·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毛传》：“介，甲也。”等等众说纷坛。根据字形，“介”的本义应是披甲之人，即披坚执锐之士兵。于是，许多与此有关的字或解释渐成为“介”字的引伸义，“介”字便有了多种意义了。 １．介有疆界之意。《说文》：“介，■也。”徐灏注笺：“古疆界字只作介。”《诗·周颂·思文》：“无此疆而界。…     

“味外之旨”与文学解读

唐人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了“味外之旨”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对中国诗学理论是一大贡献,而且从阅读欣赏角度指出文学作品的高妙境界在“味外之旨”,也就是说,在解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时,读者借助自己的想像和体味,可以在有限的文字中,得到无限丰富的意蕴和旨趣,这与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床前明月光”

李白《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通篇琅琅上口 ,明白晓畅 ,千百年来 ,众口传诵。然释其首字 ,犹有两说并存。一说以为 ,“床前明月光”之“床” ,即指普通睡眠之具。全诗乃言诗人睹月思乡 ,夜不能寐 ,起床沉吟之状 ;一说以为 ,“床”乃井栏之谓 ,非卧榻之谓也。古人聚水而居 ,有人处即有井 ,故井可代指村落、城镇 ,又常引申为故乡之意 ,“市井”、“背井离乡”云云 ,皆由此而来。全诗乃言诗人绕行井边 ,望月怀乡之情。两说皆可通 ,若强欲索作者之原意 ,恐须起太白于地下也。愚以为 ,诗无达诂 ,自古而…     

〈离骚》“迟暮”辨──与黄震云先生商榷

黄震云（《离骚》若干兴象解说）一文（刊《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对《离骚》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占卜”、“练要”、“求媒”、“美人”、“凤皇”等若干兴象提出了一些新解，读后颇受启发。然就《美人：楚文化背景下的忠君斥奸的审美理想》一章中对“迟暮”之解释，却不敢苟同。其文说：“《离骚》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因为草木零落，故自屈原自疏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迟暮是说美人会把他遗忘，不是年老之意。因为年龄大小与用人为政并无必然关系。美人就是君主，故下文‘伤灵修之数化’。”作者将‘’美人”释为…     

“以意逆志”辨析

孟子提出“以意送志”的说访原则,后人对其理解不一。本文认为：“意”应理解为作品之意,与“文、辞、志”同列于作品本身系统之中,而对待“意”的完整确切的把握则是正确道得诗“志”的唯一管钥。这一原则的提出是在文学阐释的任务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传统的“断章取义”的说持方法进行的矫正。     

接受美学与《红字》的未定点

接受美学是一种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基础，以读者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接受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包括两极，一极是具有未定性的文本，一极是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具体化，只有这两极的合壁而成完整的文学作品。从而将对文学作品和作者的研究转向对读者反应进行研究，强调读者的能动创造作用。接受理论给我们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涉及到读者、文本、作者和社会背景等多视觉研究。使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得到真正的实现。在霍桑的小说《红字》中，作者有意识地运用歧义手法，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像空间，让读者填充其“空白”，重新建构，不断调整期待视野，确定其未定点，使不同时代的不同层次的读者能从中得到不同的艺术享受。     

释禹

甲骨文九字象蜥蜴，古人以蜥蜴象征阳物；也字象蛇形，古人以蛇象征女阴。夏代巫觋操蜥蜴和蛇舞蹈以娱神，故夏巫以“九”名。殷商巫觋承此传统，缘九、鬼同音而称巫觋为“鬼”，九、鬼都是巫觋。大禹为夏巫祖师，故后世有“淫湎”之目。殷人为表示大禹巫觋祖师身分，以及由此包含的“淫湎”之意，便造了从九、从也的禹字。     

论文学作品中的议论

当教条式的逻辑形态粗暴侵入文学取厌于读者之后,议论成了“文学的不受欢迎的人”,读者如是说,评论者如是说,文学大师亦如是说,大有欲扫地出门而后快之势。然而,事实上是扫不出门的,因它原本就是文学作品的组成要素,在文学作品中有其特定的地位、功能及运行规律,只是一些作者不慎或故意把它面目弄得丑陋难堪了。本文试就其实质、功能和规律作一粗浅论述,以勾画其本来面目。     

务头论(续)

下篇棠按:务头者,曲中之强调回应律也。平仄重复,使全篇声音紧严,令读者重闻故音,作者受个人自己美感之支配,非如此不能使声调得协和之妙,读者感到重复处有起伏颤动之余波,而击节称善。西国大音乐家之作品,其乐势之最高度常在篇末或后半,故曲中之务头亦常在曲尾即此故也。兹举《中原音韵·定格》而详证之: 【仙吕·寄生草】《饮》: 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评曰:命意、造语、下字,俱好。最是“陶”字属阳,协音;若以“渊明”字,则“渊”字唱作“元”字。盖“渊”字属阴。“有甚”二字上、去声,“尽说”二字去、上声,更妙。“虹霓志”、“陶潜是”,务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