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NGO（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法律障碍及解决途径

伴随NGO（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的兴起和发展,全球掀起了一场社团革命。由于我国NGO主体立法的瑕疵与缺失、设立和登记中的严格主义导致众多有益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NGO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遭遇合法性危机。因而,我们必须完善NGO法律体系,改革NGO设立和登记管理办法,为NGO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     

关于中国NGO法律政策的若干问题

1990年代以来,NGO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过程中,NGO相关的法律政策环境无疑成为影响其进程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文章基于对我国NGO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历史过程和现状特点的理解,对围绕我国NGO法律政策环境的一系列问题,诸如NGO的法律地位、概念界定和分类体系、登记管理体制、税收政策、社会监督机制、政府财政支持、人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和系统的分析,试图从总体上搭建一个有利于培育、发展、规范NGO健康发展的法律制度框架,为下一步推动国家制定和完善有关NGO的法规政策提供参考。     

我国环境NGO的法律问题研究

由于缺乏系统而完善的非政府组织立法,导致我国环境NGO的法律定位不明,制约了我国环境NGO的健康发展。应该突破环境NGO在我国发展的法律瓶颈,完善我国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立法,在法律上赋予环境NGO以独立主体资格,明确规定环境NGO和社会公众的环境权,并在设立登记上取消业务主管机关,采取竞争性管理机制。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保NGO法律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环保NGO是环境保护的生力军,然而现行的登记管理体制不仅阻碍了环境NGO的发展,更直接导致了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缺位。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环保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只能是诉讼支持者和诉讼代理人。要更大地发挥环境保护的"公民参与性",必须重构环保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不仅要赋予其原告资格,还需要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使其成为诉讼赔偿归属。     

法律合法性及关联理论梳议

“法律的合法性”是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该命题是研究法学不可或缺且最富理论及最能表现出法律和政治、文化等其它上层建筑相异点的问题。通过规范主义或自然法的阐释、经验主义或社会学的阐释、以及哈贝马斯的恢复性的重建三个方面对法律合法性的理论脉络进行纵向观照并对法律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与法律合理性以及法律合法性与道德评价性三个方面的关联理论进行横向分析,对法律合法性及关联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议。     

法律与道德——法律合法性的三种论证路向

时至近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论证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一般而言,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认为法律的合法性植根于道德的合理性,法律与道德是一种模仿关系;其二主张法律与道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的合法性或者在于法律的合法律性,或者在于国家强制。但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所以法律的合法性应该从基于商谈伦理学的程序主义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     

政府性基金设立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出路研究——基于26个政府性基金设立依据的实证分析

作为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财政工具,设立政府性基金的实质是国家基于政治权力限制国民财产权的财政行为,因而设立政府性基金都应具有法律依据。然而由现行《立法法》检讨之,当前26种政府性基金设立的依据都存有不同程度的合法性问题。基于此,为有效保障国民财产权,我国所设立政府性基金须在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立法机关的授权立法以及定期审查监督来保证其合法性。     

合法性视角下的立法程序及其完善

人们之所以服从和信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具有合法性。合法性理论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建构主义路径、经验主义路径以及“重建性的”路径。在这三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法律的合法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1）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规范;（2）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3）其制定符合既定的程序。立法程序是唯一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程序,也是合法性进入法律文本的管道,应当按照法律合法性的三个要求重新审视立法程序。同时,我国的立法程序也应当从加强法律合法性的角度予以完善。     

法律解释的合法性

以“法律解释必然导致合法性问题”的论断为出发点,通过对西方理性传统中韦伯的从价值合理性到形式合理性的理论发展、解释的传统与法律解释的的本体论转向以及哈贝马斯对法律解释合法性理论的完善与深化的考察,对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谱系化的梳理,并揭示出,法律解释只有在合法性问题上站住了脚跟,才有可能成为社会治理真正值得信赖的手段。     

哈贝马斯的法律合法性问题初探

"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属于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中的子问题.合法性追问是一种典型的价值追问.在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中,法律的合法性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是对商谈理论进行必要性论证的前提,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法律这一根本性问题.     

论我国社会救济的科学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社会救济存在价值性缺失、体制性障碍和资金性不足的三大问题,这是由于我国社会救济制度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是社会救济领域的“政府失灵”与非政府组织的“发育不全”所致。因此,要改革当前我国社会救济,首先是建立健全社会救济的法律法规,其次是解决现实与观念的问题,完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济工作中的科学发展规划。     

东亚NGO生存与发展的法文化基底比较研究

各国NGO的发展因具体国情而异,尤其是它们所基于的法文化对其发展有很深的影响。东亚各国的法文化历史同源且相似,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法文化逐渐发生了演变。在分析东亚各国法文化对NGO的影响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法文化现代化的一些建议。     

环保NGO的政治机会空问的营造——以C市环保协会对政府的行动策略为例

近年来,环保NGO对政府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在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模式中,一个主要成员脱胎于体制内的环保NGO,通过合法性话语的建构、合法性身份的建构、公众动员的政治边界维护以及充分发挥媒体合法性建构的作用等得以影响、监督政府。研究发现,环保NGO之所以能对政府采取既合作又监督的行动策略,关键在于其核心成员的两栖身份实现了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统一。但这种环保NGO的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个案

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工会、非政府组织等的共同努力。文章通过对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考察,发现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促进农民工的文化发展与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等方式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职能的不足。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协助政府解决类似农民工等公共问题,而且也为我国的公共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非政府组织的若干法律问题

非政府组织 (NGO)近年来蓬勃发展 ,在社会福利、环境保护、人道救援等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政府管理相互配合 ,起到拾遗补缺的功能。因此 ,对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分类和产生的背景 ,以及与此相关涉的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划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依法适度监管和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规制等问题 ,需予以关注并研究。     

中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探源

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本质意义上理解,中国自汉代就有商事登记的规定,以后历代均有类似规定,但若与西欧国家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相比,这些规定多只具有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外部特征,而缺失近现代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以商业为本的精神,直至清末,才有了与近现代意义商事登记同质的规定。     

中国语境下非政府组织合法性之研究

文章指出我国学界对非政府组织合法性问题的研究较为引人注目。非政府组织合法性涉及法律合法性和认同合法性两个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视角对中国语境下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加以探讨。在中国语境下，非政府组织可从认同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过渡与对接中获取充分合法性。     

关于农村社区扶贫类NGO 可持续 发展机制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目前,多种因素导致我国农村贫困原因复杂化。为了配合政府职能转移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以及探索新的扶贫思路,NGO参与扶贫开始受到重视。由于资金使用较为灵活、试错成本低以及在扶贫点上动员和参与作用较明显,NGO在启蒙农民的公民意识、提供社区公共产品和将农民重新组织化方面能发挥作用。然而,我国NGO相关法律法规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扶贫类NGO也尚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探讨的课题。文章将一些致力于公共卫生防治、环境保护的NGO也纳入广义的扶贫范畴而加以分析,分别从NGO组织内部的公益宗旨、理事会治理结构、组织目标多元化、人力资源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探讨了当前农村社区扶贫类NGO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几个问题。